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7） 01—0018—04 孙犁创作《风云初记》前后历经12年之久。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写成第一集；1951年3月至1952年7月，完成第二集；1953年3月至1954年5月，第三集完成。后来孙犁病倒，直到1962年春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结尾。值得探究的是，《风云初记》初稿即第一、二、三集是在基本连贯的4年时间内完成，而定稿则在8年后二度创作而成，中间固然与1956年孙犁的大病有关，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所在。在初稿距定稿的8年之间，《风云初记》仿佛如一个已经出世的婴儿独自成长，而8年之后，孙犁却突然如一位专制的母亲重新改变它的体形，为它安置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其实，这个重写的尾声的出现看似突然，实则必然。当然，它不是遵照故事的发展逻辑而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在1962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孙犁之所以重写尾声、之所以选择“次要人物”李佩钟作为叙述对象显然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有密切的关系。用“光明的尾巴”的结构方式是孙犁战争题材小说中常见的手法，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的结尾却是一个特异的存在。1962年作者重写尾声时重点补叙了一个次要人物——女县长李佩钟的命运与归宿，并花了相当的笔墨解说其“烈士”身份的合法性。我认为，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叙述策略。考察整部小说对李佩钟形象的塑造，可以发现在她身上凝聚着孙犁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深切焦虑。而在重写的尾声中，李佩钟更成为孙犁在特殊年代倾泻知识分子个人话语言说冲动的载体，由此，这一人物形象也成了我们诠释孙犁缘何重写尾声的较好切入点。 《风云初记》以作者家乡滹沱河岸的两个村庄五龙堂和子午镇为中心，描写抗战初期冀中平原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相互交错的复杂历史场景，共90章。在女性形象中，相比于贯穿全文始终的主要人物春儿，描写李佩钟的笔墨非常有限也非常集中，如第14章与高庆山的对话、第21至34章初任县长后抗日工作的开展，以及第39章、第52章、第75章中的简短出场等等，但在结尾，有关她的描述与议论却有5段文字。当然，笔墨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人物在作品及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有论者所言：“作者有意抑制对李佩钟的深入描绘，并没有转化成他对这个人物真正的冷漠；相反，在一些细节描写中，流露着他对李佩钟心灵和命运的真挚关怀。”[1]在重写的尾声中，因李佩钟的牺牲，作者有一段议论：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严重的年月里，残酷的环境里，不管她的性格带着多少缺点，内心里带着多少伤痛——别人不容易理解的伤痛，她究竟是决绝的从双重的封建家庭里走了出来，并在几次场合里，对她的公爹和亲生的父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她参加了神圣的抗日战争，并在战争中牺牲了她的生命。她究竟是属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队伍，是抗日战争中千百万烈士中的一个。 在这段文字里尽管孙犁竭力以温和的口吻试图对人物做一客观的价值评判，但两个“究竟”的着力辩解无意中流露出作者内心对笔下人物真切的关爱与怜惜。前一个“究竟”意在突出李佩钟阶级意识鲜明、阶级立场坚定以及成长过程中的自我磨炼。在此基础上，后一个“究竟”郑重认定其“优秀儿女”的政治属性与“烈士”荣誉的当之无愧。但颇具意味的是，小说前面诸多章节对李佩钟的形象只著一词——“俊俏”，尾声中却有丰富生动的详细描摹，如“她那苗细的高高的身影，她那长长的白嫩的脸庞，她那一双真挚多情的眼睛”等。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对李佩钟抱有一种特殊的言说冲动与精神诉求。 孙犁塑造李佩钟这一人物形象显然怀有明显的企图。她或许是孙犁所有小说中思想最丰富、性格最复杂的女性形象。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类，《光荣》中秀梅、《村歌》中双眉等热情能干的青年女干部；《荷花淀》、《嘱咐》中水生嫂等柔情似水的已婚妇女以及《秋千》中大娟等或出身或性格有争议的“问题女性”等等。并且，在具体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构成往往清新单一，但李佩钟形象却在糅合了以上三类女性形象的基本特征后，还冠以高学历、女县长与绅士女儿、地主儿媳妇、中央军专员妻子等复杂身份，显示孙犁开始有意突破战争美学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由对人物品德热情讴歌转而对人物命运的深沉关注，从人性的角度探触人物丰富的心灵空间。作为一名农村女干部，与读者的阅读期待相悖的是，李佩钟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工作作风与抗战功绩，而是知识女性的审美取向和行为方式。她“娇声嫩语”地说话，手枪像女学生的书包一样“随随便便挂在左肩”，忙里偷闲地养花，都显露出一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在作者对李佩钟日常化细节的精致刻画中，李佩钟与其说是一位农村妇女干部，不如说是一位情感丰富、趣味优雅的城市知识女性，而唯美、舒缓的叙述风格分明流露出叙述者那夹杂欣赏与怜爱的情感取向。 与孙犁以往小说中思想狭隘、作风偏激的女干部（如《村歌》中的王同志等）不同，李佩钟学养深厚且不骄不躁，作风干练又细致温和。曾有人指责孙犁将李佩钟写得“太娇嫩了”、“还远没有改造和成长为坚强的女战士”[2]484。批评者显然只是从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而忽视了人物性格衍变的逻辑。由救助会到抗日县政府的县长，在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中李佩钟的思想迅速地走向成熟，甚至成熟的步伐有些迈得过快。只是随着政治与工作上的日渐成熟，李佩钟的女性形象悄然退场，她深思熟虑的思维方式与坚定果断的工作作风酷似男性，如破路工作的顺利展开和成功捕获破坏分子等都充分展示革命干部的智慧与胆识。同时，在情感方面，她努力抑制自己对高庆山的满腹柔情，对秋儿则显示出女人少有的大度、豁达。可以说，如果没有出身问题的缺憾，李佩钟几乎是一个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又深受大众欢迎的完美的革命干部。而其出身问题则包括家庭出身与地主儿媳妇、反动军人妻子的多重身份，事实上，出身问题也没有困扰李佩钟很久，已出嫁的姑娘与娘家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淡薄，而作为买办婚姻的受害者，文中并没有正面铺叙她与丈夫之间的情感纠葛，只在托春儿捎去离婚通知后有一段景物描写反衬她在过去婚姻中曾有的孤独与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