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逾86岁高龄的梅娘，无疑是现代文坛仍有影响的极少数健在作家之一。 《新京报》年终专栏“2005一百人阅读”之59，便是梅娘的《梅娘：张爱玲的作品不鼓舞人》（2006年1月6日），梅娘的照片和记者访谈同时刊出。 梅娘注定与张爱玲有着不解之缘。 作家是靠作品与读者保持链接的。随着《梅娘近作及书简》（2005年8 月）的出版，报纸媒体再度较为集中地发表了一批有关梅娘的文章，并通过网络广为传播。这些文章的作者中，有的是与梅娘著作的出版有过联系的编辑（解玺璋《有感于“热了张爱玲，冷了梅娘”》，《北京晚报》2005年10月13日；荣挺进《梅娘评说张爱玲》，《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1日），有的是梅娘半个多世纪未曾联系过的学生（如爱新觉罗·恒准《梅娘：我的中学老师》，《北京晚报》2006年1月12日），更多的是记者和研究者（如黄哲《梅娘 不想再成为时尚》，西安《华商报》2005年8月31日；《85岁梅娘 犹有暗香来——昔日齐名张爱玲 近日笔耕仍不辍》，纽约《美洲时报》2005年9月2日；所思《“我忘记了，我是女人”》，《北京青年报》2005年11月3日；秦玉兰《暗香浮动月黄昏——记梅娘、 幼殊与景玉公交往》及韦泱《爱读梅娘的信》，上海《读者导报》2005年12月2日；李相《认识梅娘》，《北京晚报》2005年12月29日；桑农《梅花香自苦寒来——记作家梅娘》，《藏书报》2006年1月2日；止庵《关于“南玲北梅”》，《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30日，又题《“南玲北梅”之我见》，《文汇报》2005年12月24日；郝啸野《梅娘的回忆可信吗？》，《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18日）。多数文章赞美或宣扬梅娘，而最后两篇则一反众口一词，对梅娘的自述及有关梅娘的一些史实提出商榷，尤为引人关注。 止庵的文章指出了《梅娘近作及书简》中提及的一个颇值得怀疑的“传说”，即，通过读者调查，北京的马德增书店联合上海的宇宙风杂志在1942年评选出了南北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南玲北梅”（《北梅说给南玲的话》）。论据不容置疑：张爱玲1943年才开始在上海沦陷文坛崭露头角；《宇宙风》杂志早在1939年5月就迁出了上海。1942年不可能有“南玲北梅”说。我完全同意，再作一些补充和进一步的辨析。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风习迥异，又有“对仗”文化和惜墨如金的传统，因此就常常见到“南（南方）谁谁谁、北（北方）谁谁谁”的说法，用以简洁明了地标识地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代表人物。比如，以与抗战时期沦陷文坛有关联的现代武侠小说为例，30、40年代曾流传“南向（向恺然）北赵（赵焕亭）”之说。 沦陷区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禁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逐步解冻，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史料的积累相当薄弱。作为最早的一批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者，我曾将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一页一页翻过，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倒是白纸黑字见过“北查南徐”的字样。“查”即查显琳（1920—），笔名公孙嬿、余皖人等。辅仁大学学生，地下除奸团成员，曾以所谓“色情”小说和诗歌在北京沦陷文坛名噪一时。1942年身份败露，遂逃离沦陷区，先入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学员班第8期，结业后留任少校教官。1944年赴成都入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炮科第20期。后来成为台湾军界的要员，曾任马祖炮兵指挥官、情报学校校长，以及驻菲律宾、伊朗军事武官，驻美首席武官兼世界各国武官团团长。他虽然从戎，但并未投笔，著有长篇小说《雨中花》等近二十种作品，编有八卷本《海内外青年女作家选集》，被称为“将军作家”。“徐”即徐訏，抗战时期出版有新体小说《荒谬的英法海峡》（1940）、《一家》（1941），诗剧《潮来的时候》（1940），话剧《夜光曲》（1941），散文集《海外的情调》（1941），话剧集《孤岛的狂笑》（1941）等，出版者均为上海夜窗书屋，1944年还编有诗文集《当代奇文》（上海大风书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查显琳和徐訏都没有梅娘、张爱玲的名气大。 众所周知，在对史实作判断时，往往说“有”易，说“无”难，包括当时到底有没有“南玲北梅”说。 假如把“南玲北梅”也设想为“北查南徐”那样，只是编辑、文人的神来之笔，或是商家或什么人的炒作，就更难断言北京沦陷文坛没有过此说。战争封锁、殖民统治阻碍地域文化交流，却无法从根本上割断。更何况还有天不怕地不怕、唯利是图的书商。在这里，我是在褒义上使用“唯利是图”一词的。有报道为证：到日本人统治后期，曾兴盛一时的北京出版业迅速委顿，鲜有新书印行，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些有销路的翻印本（盗版书），包括苏青的自传体长篇《结婚十年》、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苏青的散文小说集《涛》。南方也在翻印梅娘的小说集《蟹》（北京《中华周报》1945年5月30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一批女作家的新文艺作品，在北京、上海的图书市场上胜出了男性作家的言情武侠类通俗小说。 说到盗版，都知道现在张爱玲的盗版书充斥书摊小店。值得一提的是，也有盗印梅娘的。比如我选编的《梅娘小说散文集》（1997），北京出版社印了三万册，很快我自己想再买几本也没能如愿。两三年后，一次在信息工程学院卖新书的地摊上，发现厚厚的《梅娘文集》。翻开一看，原来是我编的书的盗版。张中行的序和我的长篇跋文都在，只是出版者换成了“新潮出版社”，选编者署名“《梅娘文集》编委会”，版次写作“1999年7月第1版”。盗版书是重排本，字大了一号，页数便从629页扩展到了791页。估计错误会不少，我一直没有细查。在这一点上，重排就不如可以避免新差错的照排了。原书封面是一朱门局部，盗版书换成了两块小小的照片：上面，小桥流水人家；下面枫叶。并添加了这样一些字句：“最新散文经典”、“享有‘南玲北梅’之美誉”、“家喻户晓”和“中国第一才女”，真可谓用心良苦、吹捧有加。然而纰漏、失当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书中并非全是散文，小说的篇幅更多一些；梅娘人与作品都是北方的，可是盗版书连封底也印上了另一版本的小桥流水人家。估计盗版者心底里潜伏着张爱玲这个参照。由此推演，解玺璋的猜测可能不无道理：记者、书商对他们的《梅娘近作及书简》一书感兴趣，“还是因为张爱玲”——因为该书的出版时间恰与张爱玲逝世十周年不期而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