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岁末 地点：北京小西天 从“牙医”到作家 张清华（下简称张）：你最初的写作冲动源于何时？少年，还是更小的时候？什么东西影响了你，使你有了写作的灵感？后来真正成为一名作家（正式发表作品算起）经过了多长时间？ 余华（下简称余）：我尝试写作是自八十年代初。当时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文学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杂志都发行几十万册。我开始写作与这种状况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自己也比较喜欢读一些书。最早决定自己做一个作家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我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而有些人坚持下来了。一个作家的成长肯定和他的环境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写第一个短篇小说的时候，当时的图书出版还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要在一些著名的刊物上发表，写一个短篇小说就可以名扬全国。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这一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先写短篇小说，再写中篇小说，然后写长篇小说。对我来说，前面的三个短篇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支撑我来写第一个短篇小说的，就是一定把它写完，就是这个信念。 张：当时是做牙医吗？ 余：对，那时都二十三岁了。支撑我写完第二个短篇小说的是，我发现其中有一些很优美的句子，这是能够激励我往下写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现在看肯定是很糟糕的句子。当我写到第三个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写的一个人物很有意思，所以我的进步是很快的。当时这个小说发表了。 张：发表在哪儿？ 余：《西湖》1983年第1期。那个小说写得很不好，但是它发表了。 张：叫什么名字？ 余：《第一宿舍》。我一直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个小说。 张：是用“余华”这个名字吗？ 余：是啊，当时我还想过用笔名，后来还是改了。想到好不容易发表了小说，人家还说不是你的，所以最后没有用笔名。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时给文学刊物寄稿子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用邮票，只要在信封上剪一个角，由刊物邮资总付。 张：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 余：对。假如被刊物退回来的话，我就把信封翻过来，再换一个杂志的名字，再剪一个角，用胶水一粘，又往邮箱里面扔。所以我觉得我的小说所旅行过的城市比我走过的地方要多——当然是在中国。对我来说，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是《北京文学》在自由来稿中发现了我。他们发表了我的一个小说，还让我得了“北京文学奖”，评委投票它居然还排在第一位。我的“作家生涯”大概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 两个老师：卡夫卡与川端康成 张：你和另外的几位作家被并称为“先锋作家”，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中，你们的出现既是必然的，也是很突然的。你的“先锋”和“前卫”的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什么时候形成的？ 余：我开始的写作和大环境没有什么不同，我刚才说到，1984年我的一个短篇就得到了《北京文学》奖。但这个过程一直并不顺利，我并没有那么快得到全国性的认可——得到全国的小说奖。很多年以后，我遇到当年评“北京文学奖”投我票的朋友，他对我说，当时评委们在讨论小说时觉得很遗憾，为什么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把它给漏掉了呢？因为在《北京文学》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还是很多的。 张：那个小说是你后来的这种风格吗？ 余：还不是后来的风格。 张：幸好没评上，评上了对你的误导会非常大。 余：呵，是这样的。当时我被很多刊物退过稿，包括《人民文学》，因为我总是首先是寄《人民文学》和《收获》。被退得心灰意冷，又觉得很不服气。但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我要把小说寄给刊物，要让编辑在自由来稿中觉得眼睛一亮的话，那我小说的水平一定要比他们高很多才行。他们才可能发现一个新人，才可能愿意来培养你，其实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就是你刚才那句话，我要是过早地获得全国小说奖的话，我就被误导了。所以当我刚刚起步的时候，我始终是小成功而不是大成功。后来在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南方没有暖气，我在被窝里读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我顿时目瞪口呆，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张：大概是什么时候？ 余：86年。当时我到杭州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好出了《卡夫卡小说选》，只剩最后一本了，我杭州的一个作家朋友买下来了，我走的时候，他把这本书给了我。就在第二天晚上读了《乡村医生》，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马的描写，那匹马非常自由，省去了很多铺垫。我们所受的小说的传统教育就是一个字接一个字往下铺垫，这种写法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枷锁一样。当一个人走出门，你首先要走下楼，走下楼以后可能还要面对一条胡同，或者面对一条大街。卡夫卡是怎么写的？这个人走出门以后，下一段他就在广场上了。谁来跟你玩这一套“铺垫”。 张：跳跃性。 余：对。在这一点上，卡夫卡启发了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作家呢？因为不让我大成功，也不让我失败。失败可能把我打回去拔牙了。我非常感谢从83年开始发表作品，但我认为我真正的写作是从1987年开始的。 张：你读川端康成比卡夫卡还要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