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中，小说《刘志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革命历史传记，它似乎早已超出了文学创作的意义之外，文本中大量历史人物真实姓名的出现，与革命历史事件描述的主观意愿之间产生的冲突，使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界限变得模糊难辨。从1962年未出版即遭否定，到1980年平反后出版，再到1986年重新被禁，这部小说的命途可谓多舛，也使得真正读到这部小说的人并不多。然而，因为此书在“文革”时期受牵连、遭迫害的人却不少，这不能不说是文坛上一大奇怪现象。 一创作时期的重重阻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宣部制定了宣传包括刘志丹在内的革命英烈的计划，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工人出版社，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①。1956年，工人出版社找到李建彤，希望她能写刘志丹烈士传记。他们曾经看过李建彤执笔的《刘志丹太白收枪》，认为作者对刘志丹事迹比较熟悉，再加上刘志丹弟媳的特殊身份，在采访方面会有很大便利；而且，作为延安培养出来的干部，李建彤对延安的感情和认识比工人出版社的编辑要深刻得多。因此，她是写作刘志丹的理想人选。 然而，李建彤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尽管写刘志丹是一件符合中央精神的好事，也是她多年的心愿，但考虑到这部作品“题目太大，思想、艺术还都没有准备，怕拿不下来。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着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斗争历史，即令是写小说，也脱离不开那些事件。回避了那些事件，就不是写刘志丹了”②。她的丈夫刘景范也很反对写这部小说，理由很明确，即要写陕北，写刘志丹，就不能不写高岗。而1955年确定的“高饶反党集团”已经将高岗打倒了，写高岗就会牵涉到许多历史问题。如果李建彤写这本书，将会给那些因高饶事件而处境艰难的西北干部带来更大的麻烦。但是在工人出版社的不断鼓励以及采访相关人员的过程中，李建彤渐渐迷上了这个题材，从不愿意写到下决心一定要写。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出了当时决定写《刘志丹》的原因。“……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事迹，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的英雄形象，时时激励着我。他们太可爱了、太值得尊敬了。……当时，我担心自己水平太低，写不好，但长期蕴蓄在我心里的火一样的激情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又促使我非写不可。写，我一定要写！我要写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写陕甘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通过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歌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歌颂为中国人民指引解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③ 李建彤决定写《刘志丹》的事情，被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知道后，习仲勋对李建彤加以了劝阻。他深知陕甘革命根据地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即使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进行讨论，做过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要给刘志丹写传记，必然会涉及到那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有关人士和未经解决的历史问题，写不好就会引起新的纠葛。而且，李建彤并不了解当时党内这种复杂的斗争状况，这就更容易出问题。考虑到这些，习仲勋便请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对她进行劝说，但此时，李建彤创作的决心已定，没有接受习仲勋的意见④。 为了写好刘志丹，李建彤花了很多精力准备材料，她和工人出版社编辑一起到处找线索，查阅相关资料。后来，又亲自去陕西采访。一两年时间里，她几乎跑遍了全国，访问了数以百计的了解刘志丹的人，其中大多数是高级将领和干部⑤。在李建彤的采访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1956年，李建彤和协助她创作的编辑何家栋一起采访了他。作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阎红彦早年参加过西北地区的清涧武装起义，从事过兵运，参与创建和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等革命活动，是《刘志丹》中许多主要内容的重要历史见证人⑥。尽管阎红彦赞成宣传刘志丹，但同时也表示，宣传西北根据地的另一领导人——谢子长更为合适。在阎红彦看来，西北地区最早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是由谢子长指挥领导的，中共陕西省委也一直把谢子长而不是刘志丹看作是西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在1930年成立的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1931年成立的中共队委会和1932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中，中共陕西省委的任职也始终是谢子长担任总指挥或书记职务，刘志丹只是副总指挥或省委委员，因而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志丹，即使宣传刘志丹，也应该首先突出谢子长⑦。 然而，李建彤并不认为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志丹，在此后的写作中也没按阎红彦的要求突出谢子长。1958年，李建彤开始动笔，并分别于同年冬天和1959年春写出初稿和二稿。这两稿都是以传记性的纪实文学方式写成的，后经工人出版社讨论，决定将作品体裁改为小说，以便主要人物刘志丹的形象更为突出。1959年夏天，采用小说体例的《刘志丹》第三稿修改完成。工人出版社想出版，李建彤提出要先请习仲勋看看，“因为习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同志的亲密战友，后来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不送给他看，则是我（李建彤）的错误”⑧。出版社排出书样时已经是冬天，送给习仲勋审阅时，恰逢庐山会议召开不久，全国上下正在进行反右倾运动，政治气氛十分紧张。习仲勋很仔细地阅读了小说，感到不仅小说中涉及到的一些是非问题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鉴于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这部小说也容易引起问题。于是，他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劝李建彤谨慎从事，最好把这部作品分成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小说。李建彤接受了习仲勋关于没有把刘志丹写好、写透的意见，再次跑到陕西采访，补充不足之处，但还是坚持写成长篇，并在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再次送给习仲勋审阅。为了帮助李建彤修改好小说，尽量避免引起政治纷争，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和陕北根据地的另一早期领导人马锡五，以及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进行座谈，特别强调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教育青年的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并指出：“写西北大革命，整个写这一时代。思想呢？就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左倾冒险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⑨ 习仲勋之所以强调这些，既是要求作者在创作时严格按照史实，不要随意拔高刘志丹形象，同时，也是担心有人会利用小说抬高刘志丹的地方大做文章，制造与毛泽东思想并立之类的罪名，连累到一些无辜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