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06年，中国文坛依然是一派战国景象。典型的事件，有3 月在知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之间围绕“文坛”与“权力”展开的“韩白之争”；4月由批评界开始的对知名作家余华长篇新作《兄弟》进行的声势浩大的、 呈一边倒的强火力“围剿”；9～10月由网民“恶搞”知名诗人赵丽华诗歌而引起的关于“废话诗”的争论；同月，针对“废话诗”事件诗人叶匡政抛出“文学死了”的言论，断言“网络互动，文学不存”，从而激起又一轮争论。入秋以来的中国文坛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10月的北方沈阳，出现先锋文学代表人物、知名作家洪峰“上街乞讨”怪现状，作家是否要“圈养”又成为热门话题。也是10月，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边缘小国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中国作家的差距在哪里”又被提上反思的桌面。在中国文坛早已经成为“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的边缘态势下，上述争论无疑为这份冷寂注入一丝血气，但某些意气之词也为文坛增添了不必要的“题外话”，意味着今后文坛将更加无序化、身体化、行为艺术化和后现代化，也将更加焦虑和意气用事。倒是值鲁迅逝世70周年之际，从2006年初开始即有学者发表纪念文章，从“鲁迅的现在的价值”入手探索鲁迅的文学与思想的国际性和中国性，也或明显或潜在地与当下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进行对话，产生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索、追问的话题。可以说，2006年的中国文坛既是游戏的一年也是严肃的一年，既是争吵的一年也是建设的一年。因此缩略地整理和回放这些事件，做成历史的备忘，并非没有意义。 一、鲁迅与东亚和鲁迅与当下中国 1.鲁迅与东亚。2006年第1期《社会科学辑刊》开辟“鲁迅与东亚”专栏， 发表了孙郁的《东亚的起点》、王富仁的《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钱理群的《“鲁迅”的“现在价值”》三篇文章；2006年第6期《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也发表了陈方竞的文章《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四位知名鲁迅研究专家以“鲁迅与东亚”为中心的集体性言述，主要是针对“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盛行着两种思潮：或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割裂了传统’因而主张‘回归儒家’；或者因为对西方经验，特别是对美国经验的拒绝，是中国的问题所在，因而主张‘走英美的路’……却恰恰忽略了‘现代（二十世纪）和中国’”的思想现状而发起的。这“两种思潮”导致“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的变革，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这些年孙中山之受冷遇，毛泽东之被遗忘，鲁迅一再受攻击，绝不是偶然的”（钱理群语）。这种研究现状导致中国大陆学界的“鲁迅研究本身表现出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匮乏，而且，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的整个文化和学术环境中也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难以起到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作用”（陈方竟语），因此有必要借鉴韩日学者的“鲁研”成果，加强对鲁迅的再认识与再思考，以呈现“鲁迅的现在价值”。 钱理群的《“鲁迅”的“现在价值”》从东亚鲁迅研究成果出发，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鲁迅”是谁？他认为不能把鲁迅仅仅看作周树人，而应该扩大视野，把鲁迅看作是在文学上、思想上与世界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文学家、思想家“相互映射的镜子”，因此“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的遗产”是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文学家、思想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和文学遗产，鲁迅思想是“二十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问题看“鲁迅”的“现在价值”。他认为鲁迅价值就在于在20世纪真理解体、价值幻灭、理想丧失的时刻，鲁迅“面对虚无、反抗虚无”所具有的精神启示力量。在“21世纪初的中国、东方与世界，正面临着虚无主义的挑战”的当下，鲁迅精神承担着“思想重建的任务”。在信仰的层面，鲁迅的“信仰主义”可以成为一种精神的“防火墙”与“杀毒软件”，防治中国成年人社会“做戏的虚无党”与“伪士”的猖獗及其影响到把青少年变成“什么也不相信”的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的玩世主义和“生活没有目标”的空虚与冷漠。在思想革命层面，把握鲁迅主张的“革命”是与“改革”“不满足现状”“批判”“反抗”争取“沉默”的国民基本权利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当下中国只有“太平”没有“战士”是因为知识分子主动放弃了做“战士”的权利。因此聆听鲁迅“做永远的战士”的呼唤，追随鲁迅“做永远的战士”，既是思想家的责任，也是文学家的使命。在实践层面，要继续重视和发扬鲁迅“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实践精神，要正确理解鲁迅最后十年对实践精神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方面以杂文为武器，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一方面配合中国共产党反抗国民党专制，直接参与了群众的抗议活动。但在当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些反而成为了鲁迅的“罪状”或“局限性”：鲁迅的杂文被看作“意气用事”，是“浪费才华”；鲁迅与工农运动的联合被看作是“与权力合谋”。这恰恰反映了当前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犬儒主义、伪清高、伪贵族主义的倾向。在这种精神萎靡的状态中，中国知识分子将无所作为，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孙郁的《东亚的起点》从韩国作家白乐晴的作品与鲁迅精神具有的高度一致性以及日韩学者竹内好、木山英雄、李永禧、林宰雨对鲁迅思想的深刻阐发出发，发现东亚人共有的困境以及直面这一困境的情怀。他指出日本是鲁迅的起点，但其归宿却不是日本而是世界。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经由日本桥梁而通向世界所组装的鲁迅思想，“却与中日韩三国人的命运深深纠葛着。比如主奴关系、个性主义与国家主义、真人与伪士等”。这样鲁迅就“触摸到了东亚人内心的痛处，作为一个被近代化的东方人，在迎接西洋的强势文化时，既要认同于重个性的力量，也要警惕集权主义的冲击。一句话，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的奴隶”。因此作为“东亚的鲁迅”的意义在于，鲁迅“不仅跨越了国界思考个人和自我，而且又以浓郁的中国人色调表现了反抗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气魄。这使他克服了东亚地域间的帝国心态与奴隶心态，而直抵普世意义自身。他的抨击帝国意识、大中华意识，在根本上动摇了旧有的思维模式”。因此，鲁迅对东亚存在互为主体的观念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在这个思路的延伸里，有着全亚洲的苦梦和向往。顺着鲁迅的思考方向，“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总有一天，东亚的人们将在没有仇视的氛围里构建一个美丽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