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程光炜 李杨 主持人的话：八十年代的文化和文学思潮，深刻影响了二十年来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研究格局。无论是“重写文学史”主张的提出，还是对“纯文学”的倡导，无论是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创作、现代派文学热、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热的兴起，还是“文学主体性”的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争论，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所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历史痕迹。我们的栏目主要关注的，不是对上述文学历史的肯定式或怀旧式的重温，也不是对文学史另辟蹊径的“重写”，而是试图从中引出一些值得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对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新的文学观、历史观形成过程中那些至关重要的“影响”背后的“问题”，做一点由点到面、从自我反思出发到重返历史思想原点的清理性的工作。 李杨的文章正是对上述问题的直接回应。他以“访谈”的形式，对学生提出的若干问题做了自我反省性的回答。其中涉及到历史与个人的关系，生存境遇与文学焦虑的关联，在大记忆的背景中，文学接受者是怎样被时代生活“问题化”的，而对八十年代某些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又是如何通过个人途径重建了人们的文学想象的，等等。 学生A：最近一段时间， “重返八十年代”突然变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一些刊物上开设了相关专栏，查建英编的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还上了畅销书榜，我们很想听听李杨老师对这个命题的看法。听程老师说，您已经看过我们在“八十年代文学研究”课上写的一些文章，您觉得我们哪些地方有待加强呢？ 李杨：关注八十年代文学的人的确越来越多，但人们进入这个话题时的问题意识却并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怀旧”，有的是为了“研究”，有的则是为了“反思”。就我自己的工作目标而言，应该说主要是在后一个层面，也就是在“反思”的意义上展开的。那么，什么是“反思”呢？我读到一些在座的同学写的文章，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比如有的同学研究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有的讨论张贤亮小说中的性描写的文学史意义，都写得很有新意，很有才气，比从前我看到的许多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文章要好得多。但这种“研究性论文”与我理解的“重返八十年代”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自八十年代以来，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八十年代都是最重要的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提出“重返八十年代”这个口号呢？套用福柯的那句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话：重要的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年代，而是确立研究对象的年代。也就是说，为什么八十年代文学会在今天重新变成一个问题，一个我们必须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是在何种问题意识的驱使下“重返”，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重返”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在“八十年代”——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非常可笑，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二十一世纪了，当然已经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就是说，八十年代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化政治的理解框架仍然是八十年代奠定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就我的工作目标而言，是将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也就是将那些已经变成了我们理论预设的框架重新变成一个问题。 我个人的工作目标其实非常具体。对我而言，所谓的“重返”是为了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观念对话，也是与主宰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历史观念对话。主宰八十年代主流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观念是所谓的文学自主论，所谓文学回到自身，文学摆脱政治的制约回到自身，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学自主论之上的文学发展观。这种文学史观将“文革”前后的文学理解为一种对立关系，理解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高度本质化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的“重返”，是试图通过将我们这一代人自认为亲历和熟悉的八十年代重新陌生化，以九十年代以后的知识与八十年代对话。而不是要仅仅停留于对八十年代一些经典作品的再分析，或是写出比八十年代的批评家更精彩的评论文章。概而言之，在我的理解中，我们的工作不是“重写文学史”，而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一些前提、一些理论预设进行反思。 学生B：李老师，我最近读过您写的一篇文章《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很受启发，您又和程老师一起主持了“重返八十年代”这个专栏。但我们知道您这些年一直从事五十—七十年代以及左翼文学研究，现在怎么忽然对“八十年代文学”产生了兴趣，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李杨：其实对于我来说，“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七十年代文学”是同一个问题：我的工作目标是反思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可以视为我的“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延伸。九十年代初，我开始关注“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时候，同行很少。那时候大家都沉醉于“新时期文学”的“光荣与梦想”，觉得“五十—七十年代文学”没有价值，不是“文学”而是“政治”，根本不值得研究。最近这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研究变得热闹起来，文章多了起来，但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还是“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与制度的关系，研究政治对文学的规约，比如“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一体化”过程，等等。这些研究不能说全无意义，但至少存在一种危险，就是重新被纳入并强化八十年代的知识谱系，即通过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政治化和非文学化，来强化“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七十文学”的对立，将二者的对立理解为“文学”与“政治”的对立。要化解这种二元对立，我觉得有两种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是从审美的角度进入五十—七十年代的文学问题，讨论“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文学性”——因为在我看来，仅仅关注文学制度对文学的组织和规约的过程，可能会忽略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情感、梦想、迷狂、乌托邦乃至集体无意识的力量，而这些元素并非总可以通过制度的规约加以说明，相反，这样的文学会反过来生产和转化为制度实践。这是我近年一直在做的工作。除此之外的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重返八十年代”，揭示“八十年代文学”的政治性。我始终认为，只有在充分揭示八十年代文学的“政治性”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化解“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对立，并进而置疑“八十年代”与“五十—七十年代”的对立，乃至“文学”与“政治”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