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6—0075—08 近些年来，在我国文学界，由于与近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时段的短暂，以及许多跨时代的诗人、作家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受到了质疑。以宏阔的眼光来看，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实在不过中国历史上微不足道的一瞬，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无疑却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既不同于“五四”之前，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是中国社会最为剧烈的转型时期，是数千年的中国专制体制及相关意识形态遭到猛烈冲击与批判的时期，是中国人未来之路的选择时期，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得以觉醒且异常活跃高涨的时期。在同步而生的文学艺术中，闪射出的是前所未有的现代意识的光彩。与现代性的精神追求相关，艺术本体意义的文学性，也得到了高度重视。正因社会历史意义的现代性与艺术本体意义的文学性追求，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之为现代文学的学理依据。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不可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系统，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是极有必要性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的是，提升学术视野，回到文学现场，深化理论观念，而不是孜孜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名分之争。 一 按照英国学者吉登斯的看法，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1](P1)。具体来说，现代性的标志是：一是建立在工业技术基础上的物质文明创造，二是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制度文明创造，三是建立在个性自由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创造。其中，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正是在这两个方面，为“五四”先贤标举为精神旗帜，后来一直渗透在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中的“民主”与“科学”追求，正是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现代意识的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程虽然短暂，且大多时间处于战争状态，但因长期板结的中国社会内部积蓄的强劲的开放冲动，大量输入的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以及因权力分散而形成的空隙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使这一时段的文学活动，不仅得到了相对适宜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而且在出版体制、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创作主张、作品意蕴等方面，均较突出地体现出以民主自由为主导倾向的现代性特征。 这一历史时期的执政当局，虽也不乏取缔报刊、迫害文人之类的劣迹恶行，但范围与程度还是有限的。我们仅从马克思主义思潮可以自由传播，《新青年》这样的激进刊物可以兴盛一时，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可以公开指责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这样一类事例，即可见出现代文化制度文明曾经在中华大地上闪现的影像。与之相关，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人性论、自由论、性灵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论语派、普罗文学等众多文学思潮、文学主张、文学流派，以及难以尽数的文学社团、刊物的纷涌迭现，自由竞争，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度繁荣多元的时代景观。其文学艺术的活跃生态，今天看来，仍令人为之向往。 在人格精神方面，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人、作家，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风范。他们不肯轻易趋奉某种政治势力，或归依某一社会集团、某一党派，而是设法保持着独立不羁的个性。曾经身为“左联”领袖人物的鲁迅，虽然认同马克思主义，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但居然曾当面向冯雪峰等人表示过对革命的疑虑。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茅盾，曾经远离时代洪流，导致了“脱党”之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倒又恰可以视为茅盾是在力图以个人的独立眼光面对时世。长期以来，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胡适是蒋介石的帮凶，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而实际上，胡适终其一生，不曾加入国民党，且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专制，不时发出过抗议之声。他曾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文章中疾呼应废除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等；他曾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大胆宣称：“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还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2](P586，P587) 胡适虽然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但也极力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据白吉庵的《胡适传》披露：为了国家的统一，他甚至曾私下写过一篇文章，主张将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成功后，再进行推广[3](P338)。这一主张，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多年之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设想，由此可见胡适对现代社会制度文明的思考。曾经为鲁迅骂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实际上也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精神的作家。梁实秋确曾有过对革命文艺的不满，但他不满的只是“以政治的手段要求文艺的清一色”，反对的只是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革命文艺本身。相反，当国民党当局查禁普罗文学书籍时，梁实秋曾明确表示“凡以政治力量或其他方式的暴力来压迫文艺的企图，我反对”[4](P410)。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文学》一文中，他还曾进一步为共产党与革命文艺辩护说：“共产党可否用一个‘匪’来包括干净是一个问题，我并不要讨论。普罗文学可否也算是一种‘匪’，也是一个问题，我也并不要讨论。我只是觉得，剿匪而剿到文化上来，文化似乎根本的就变成武事了，不论是‘官’胜，或是‘匪’胜，都没有什么文化可言了。文化这东西不是剿得的。”[5](P59) 另如在不肯听命于“左联”“战士”指令的郁达夫；在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悄悄地构建自己心目中能够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沈从文；在为了坚守信仰而不惜献出生命的“左联”五烈士；在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敢于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在无所顾忌，敢于坚持自己“主观拥抱客观”之文艺主张的胡风等诗人、作家那里，亦均可以见出可贵的独立人格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的纷纭多姿，显然正是得力于许多作家所奉行的这样一种人格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