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143—05 从1927年12月朱自清在《小说月报》发表译介文章《纯粹的诗》，介绍西方诗歌中的“纯诗”开始，艾略特、瑞恰慈、里尔克等人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得到广泛译介，不仅给时人的新诗方案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想象，而且在这一传播过程中，相当多的新诗实践被激发，使得中国新诗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主要表现就是新诗观念的变化，具体来说，即是由“情感”向“经验”的范型转变。关于这一引进过程，此前已有一些研究者做了追溯和清理，但较多涉及其译介线索，很少探讨其观念之表达及在中国新诗中的建构。本文拟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中被屡屡提及的若干“名言”为中心，来探究那一时代与观念的歧异。 一 1934年7月，梁实秋的《偏见集》由正中书局出版，书中收录了他发表于《新月》等报刊的文学批评和论争文章三十一篇。虽然这些文章多是针对“讲‘主义’的”“文坛”，但作为由新诗人出身的批评家，他亦卷入此时新诗观念之分歧与争端中，并于文章中多处涉及对此时新诗的批评。 《什么是“诗人的生活”？》一文，是当时梁实秋对梁宗岱《论诗》一信的回应。梁宗岱借此信表达了自己的诗歌观念，批评“《诗刊》作者的心灵生活不太丰富”，并引用了里尔克的一句“名言”： 诗并不像大众所想的，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在这一“名言”之后，是里尔克的大段抒情化的表达，“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姿势。要得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光光望着它接近的分离，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1] 这段话实际上是列举“经验”，用以说明这一“名言”。但在梁实秋的这篇反驳文章中，恰恰针对着这段抒情化的言辞，在几乎原样照抄了这段话后，梁实秋讽刺说：“‘但要写一句诗’就要有那么多经验，‘伸出一句诗的头一个字来’又要有那么多的经验！”此后，梁实秋认为，梁宗岱以及他所引用的里尔克所说的其实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鲜”，而且其问题在于“太玄”。 两者的分歧，其实是在对“经验”之于“诗”的不同看法上，梁宗岱与里尔克强调其重要性，而梁实秋则更侧重于“个人的性情和天赋”，并不承认“经验”对“诗”的重要性。如他认为，“是诗人，他的生活自然的会丰富”，“不是诗人，他的生活自然的不会那样的丰富”，“虽然经验不少，那十行好诗还是写不出来”的。由此可见，梁实秋仍以“经验”为“材料”，而更注重运用“经验”的主体。 即使同是对“经验”的强调，梁宗岱和里尔克对“经验”之说的理解仍有差异。里尔克在谈论“经验”时，其立场是建立在对浪漫主义的反拨上，因此，其“经验”之说是与“情感”之说相对应的。梁宗岱在以里尔克此语批评《诗刊》时，更多强调的是经验的广泛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写作的难度。正如梁宗岱在引用这段话时给诗下的定义：“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是我们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换言之，虽则引用里尔克这一“名言”，但在梁宗岱对“诗”的构想中，“经验”之说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并未成为其诗歌观念的中心。 《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一文为梁实秋对英人伊斯特曼的著作《文学的精神：它在科学时代的地位》的述评。按梁实秋的介绍，伊斯特曼为“自命是以真正的科学方法研究文学”，而且与瑞恰慈“最引为同调”，在对“文人的‘随便乱说’”的批评中，伊斯特曼举了艾略特的例子，“在同一页上，伊利奥特先说诗是‘逃避情感’，随后又说诗不但是‘情感的真挚的表现’且是‘最有意义的情感之表现’。这些矛盾糊涂的语句，充分的表现文人运用名词之漫不经心，思想之紊乱驳杂”。这里涉及到的艾略特的观点，出自于他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原句是： 诗不是放纵情绪，而是逃避情绪，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情感的人会知道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2]。 艾略特的这一“名言”是其“非个性化”诗学的核心观念之一，此文写于1919年，被收入于1920年出版和1928年再版的文论集《圣林》。但伊斯特曼显然并未去理解其含义，而简单地斥为“矛盾糊涂”。 在伊斯特曼对“摩登派诗人的作品”的“晦涩的现象”的批评中，他引用了瑞恰慈对诗的定义：“诗是一种传达（communication）的行为”，并将其理解为“一切文学乃是价值之字面上的传达”，因之批评“摩登派诗人对于这‘传达’的任务却吝而不行”。瑞恰慈的“诗乃经验之传达”，其要义在于，以“经验”为诗的主要成分，分析了经验的“错综复杂”，而非伊斯特曼所理解的“字面上的传达”。 对于伊斯特曼的这两处意见，梁实秋认为是“非常中肯的”，并说：“旧式批评家的思想之含糊笼统，诚是一个大病”；“新诗之趋于晦涩难解，是伊斯特曼所反对的，其实也是人文主义者所反对的”。“凡是推重理性的人无不赞成文学尽其‘传达’的任务，而事实上好的文学作品亦无不令人了解的”。可见，持白壁德人文主义立场的梁实秋，或接受了伊斯特曼观念的影响，或在对艾略特、瑞恰慈的理解上与伊斯特曼的论调相同，且将之用于对中国新诗的批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