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来看，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都是一场堪与“新文学”论战等量齐观的文坛大事件。不过，其过于复杂的历史构成也使得任何一种简洁明快的叙述企图终会落空，尤其是当文学史被还原为“文学的可能性的历史”① 时，那种只从文学内部来阐释“革命文学”论战的尝试已经越来越让人生疑。如果考虑到论争产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卷入了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报刊的事实②，那么，我们不妨从文学生产的角度将这场具有重要文学和政治意义的论战描述为一场“报刊之战”。其实在论战渐入高潮时，像郑伯奇这样的革命文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论战与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很可喜的现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③。正是这种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让我们有可能从报刊之间的对峙、竞争、转化和趋同中去透视论战各方的复杂关系。 “新”与“旧”的对峙 1928年1月15日，后期创造社的机关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创刊，其激进的文学态度和政治立场让它成为“革命文学”论战爆发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这个刊物从酝酿到正式出版却经历了一次颇为戏剧性的逆转。在最初的计划里，创造社是想与鲁迅、蒋光慈等结成同盟，“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④。这里所谓“共同办一个刊物”，乃是指“复活”曾名动一时但已停刊许久的《创造周报》。这一计划得到了郭沫若、郑伯奇等人的支持，却遭到成仿吾和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激烈反对。争执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据上风，迫使创造社放弃复刊《创造周报》转而新办《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创刊伊始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蒋光慈等原计划里的“同志”，以四处出击的方式直接点燃了这场“全文坛的论战”。 因此，从《创造周报》到《文化批判》，一个出版计划的改变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团的聚散离合以及整个文坛格局的分化重组⑤。与此同时，是复活一个“旧”杂志还是创办一个“新”杂志，取舍之间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动时革命文学家对“新”与“旧”的普遍态度。郭沫若说：“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⑥ 也就是说，一个杂志身上往往凝聚着某种事关重大的时代意义。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杂志”与之适应。那些过去时代的杂志即便曾经震动一时，但时过境迁，已“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坚决反对复活《创造周报》的成仿吾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在他看来，“文学在社会全部的组织上为上部建筑之一”，因此，“我们要研究文学运动今后的进展，必须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虽然正是创造社“努力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使“文学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运动幸而保持了一个分野”，但无论如何，创造社毕竟还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⑦ 这样看来，在一个已经迈向“革命文学”的时代里，去复活一个代表着“文学革命”时代辉煌的《创造周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反动”的。相反，对于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则深信它作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⑧。《文化批判》一创刊也的确处处以“新”标榜。成仿吾们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诩为“一种伟大的启蒙”⑨，而且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读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与表现法，初入门的人最初或者有点看不惯，但是觉悟的读者当能耐烦去接近而理会新的思考法与表现法。”⑩ 为了读者能尽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新辞源”栏目，每期登载对诸如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这类“新术语”的释义。 通过考察卷入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的数十种报刊，我们发现，提倡革命文学的刊物大多是1928年前后方才创刊的新兴刊物，比如影响最大的《文化批判》（1928年1月）、《创造月刊》（1926年3月）、《太阳月刊》（1928年1月）、《流沙》（1928年3月）、《泰东月刊》（1927年9月）等等；而《语丝》（1924年11月）、《北新》（1926年8月）、《文学周报》（1921年5月）、《小说月报》（1921年1月改版）等革命文学家主要对手报刊的创刊时间则要早得多。1928年这个历史刻度对刊物的特殊意味，倒正好应了鲁迅那个说法：“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拼命的挣扎和突变来。”(11) 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文学论战也未始不可以看作是报刊的“新旧之争”，它固然是不同文学理念和政治态度的反映，但同时多少也表现为报刊出版在新陈代谢时不可避免的争执与振荡。 革命文学家这种对“新”的追求和对“旧”的厌弃，甚至被用来鉴定作家的进步抑或落后。冯乃超在向鲁迅首先发难时，直呼鲁迅为“老生”(12)。如此人身攻击激起了鲁迅的极大愤怒，斥之为把“论战”变成了“年龄战”(13)。蒋光慈也曾明确说过：“新作家是革命的儿子，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创造者”，“唯有他们才真正地能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捉住时代的心灵。”“革命文学随着革命的潮流而高涨起来了。中国文坛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定有新的时代的表现者，因为旧作家的力量已经来不及了。也许从旧作家的领域内，能够跳出几个参加新的运动，但是已经是衰颓了的树木，总不会重生出鲜艳的花朵和丰富的果实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代是这样的逼着！……”(14) 在这里，“新”“旧”之辨不再是某种事实的描述，而已扭转为一个价值评判的问题：“新作家”因其“新”而获得了对时代的发言权，“旧作家”因其“旧”而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喜新厌旧”的态度既显示了革命文学家们在线性时间观支配下的一种现代性冲动，也暴露了他们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 王独清指出：“我们目前的世界已经分裂成了两个整个的团体：一个是在尽情地榨取，一个是在血淋淋地苦斗。这两个团体底激战将要愈进愈猛，而绝没有一点可以融合的余地。”(15) 于是，成仿吾会声色俱厉地要求作家和读者选择：“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16) 郑伯奇也断言：“今后无论那种刊物，无论那个作家，都有思想的背景的，不是正动，必是反动。”(17) 在此背景下，对那些卷入“报刊之战”的刊物来说，尽管每期登载的文章立论各异，但是反对还是赞成“革命文学”的问题上则大都态度鲜明。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报刊，很难找到那种能够提供相对宽容的空间，让论战双方在上面同时出现，展开平等而理性的辩难。它们总是可以被大致归入某个集团或者某个阵营，自顾自地“论”而且“战”，与哈贝马斯所谓依靠报刊的“普遍开放的原则”(18) 建构一个理性交往的公共空间的西方经验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