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和维新，都不敢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 实际上，从晚清到“五四”乃至整个20世纪，科学人生观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思想“现代性”的全部认识，它不仅体现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是对“进化论”思想的社会认同，“隐性”是对“实验主义”哲学的具体接受。关于“进化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学界早已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思想共识。不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国人喊了一个世纪，就连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的《警告青年》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影响久远的文章作品，也都是“进化论”思想的直接产物。然而，学界对于“实验主义”哲学的潜在影响，则明显关注不够。“实验主义”哲学的中国言说者是胡适，他在“五四”时期翻译和发表了许多有关“实验主义”哲学的理论文章，并把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请到中国来讲学，进而扩大了他在中国知识界的知名度。胡适公开承认杜威“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②，他认为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就是强调“无证不信”的“实证思维术”③；在它的视野里，科学“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所谓的科学真理都必须取决于实验室的验证结果，一切所谓的人生真理都必须取决于它对人类生活的实际意义与用处；故“实验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就是一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④。胡适对于“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与阐述，虽然肤浅但大体还是准确的。从詹姆士到杜威，他们都反复申明“实验主义”哲学只是一种方法论，目的就是要颠覆古典主义哲学的主观理性主义，“坚持事实与具体性”，以经验去解决行而上学的争论问题⑤。他们反对一切所谓真理不可动摇的抽象律例，明确指出真理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的实际内涵“即功效的意思”；“能够真实指导我们的，就是真的；经过证明确实能够做出这种指导的那种能力，正是我们所谓的真理”⑥。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实验主义”哲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胡适在他的几篇文章中，最多也只能做些常识性的引申说明，这就是“实验主义”哲学本身无法对国人发生直接影响的根本原因。但是，胡适却非常巧妙地将“实验主义”哲学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联系起来，并做了充分的主观想象与客观发挥，如此一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功利主义因素，便被他冠以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精神，受到了整个时代的热烈追捧，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比如，茅盾在总结世界近代文明与近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时，就曾公然将“科学方法”、“实验精神”与“自由解放的思想”，列为是必不可少的三大要素⑦。 以冷静而理智的平和心态去重新认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思想起源，我们不难发现其真正的文化背景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哲学。“文学革命”之所以把“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自己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正是他们向全社会发出了实用科学理性时代已经到来的明确信号。胡适等人首先从“历史进化论”的切入角度，大胆地运用历史“经验”去验证文言文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非合理性。因为他们知道“用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⑧，“有识者流，孰敢稍存猜谤？”⑨ 但是， 在这种打着“历史进化论”的旗号去重新验证历史的过程中，他们究竟建立起了怎样的现代性逻辑思维结构呢？用胡适的话来说，“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⑩。当他以求证的眼光去重温中国文学史时，“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11)。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情感最有效的交流工具，故不同时代应有截然不同的文学言说方式。“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也是具有自然而然合理性的(12)。胡适等人一再强调文言文是死文字、文言文学是死文学，其根因就在于文言文的历史存在具有极大的非理性因素——它只是书面语言而非口头语言，它是官方语言而非民间语言，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化“文”与“言”长久分离的奇怪现象。胡适认为：“语言之所以为语言，正如宗教之所以为重要的宗教，它们都必须深入到百万千万群众中去。”(13) 在胡适等人看来， “白话文”是一种“活的”和“流变”性语言，它随时代而变化，早以奠定了它作为实际“国语”的历史事实。文言文则大不相同，几千年来一成不变，在现代文明日益昌盛的当今世界，“其弊甚多：（一）不适于教育国民之用，（二）不适于说明科学，（三）不能使文言渐趋一致，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感，（四）不适于传布新思想”(14)。换言之，“文言文”不仅无法获得现实生存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历史的“经验”中它同样不是国民通用的语言形式。因为“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15)。在这里，我个人所关注的并非“白话文”理论是否具有严谨缜密的科学性，而是这种理论毫不掩饰的务实性。胡适对此并不讳言，他说：“我们主张要把白话建立为一切的唯一工具”，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白话文学来打造适用于今的现代国语；而“国语必须是一种具有双重资格的方言：第一流行最广，第二已经产生了有价值的文学”(16)。这一条件是任何一种区域方言都无法满足的，只有民间流行的白话才完全符合。由于当时“有一般远见的人，眼见国家危亡，必须唤起那最大多数的民众来共同担负这个救国的责任。他们知道民众不能不教育，而中国的古文古字是不配做教育的利器的”缘故(17)，白话文的积极倡导与白话文学的骤然兴起，其本身就已经被赋予了实用功利主义的强烈使命意识——“文言文”老百姓看不懂，不利于现代文明思想的启蒙教育；白话文易于流行普及，是传播西方人文精神的最佳工具。如此一来，“五四”精英知识分子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思想感悟方式，无条件地接受了“真理是有用的”或“有用的即是真理”这一“实验主义”哲学的人生价值观，并很快完成了从对新文学功利主义的形式认同到对新文学功利主义内容认同的思想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