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非常崇拜王蒙，那是在看《青春万岁》的时候，那是在读《高原的风》的时候，里面有些内容我都可以背诵：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钱，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人生是痛苦的。当生活是痛苦的时候，我们为了生活而痛苦。当生活不再痛苦的时候，我们为了自身而痛苦，亲爱的妻！ 王蒙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老作家。对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王蒙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如同每人仅此一次的青春。王蒙对于这代人的意义，也许就如同苏联文学对于他那代人的意义。对于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文革”后复出的王蒙也有着独特的意义。我接受王蒙的影响就是在80年代初，那时候《青春万岁》被拍成电影，《人民文学》上经常发表他的小说，那时候他是激活文坛的一根神经。王蒙自己曾经说，《青春万岁》写得最青春。是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青春，那种早晨一般的笑容，那种冒着热气的青春，再也无从寻觅了。而《高原的风》中那种点燃内心的力量，至今还令人激荡。相信时间越久，你会越发愿意去回味它们，去感受那远去的热情以及被称为“少布”的赤诚——只要你曾经是王蒙的读者。我庆幸在青春期读过王蒙，无疑，他使我的青春更像青春。 再读王蒙就是《坚硬的稀粥》了，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跨度。感觉完全是两个味道，甚至可以说两个人了。王蒙自己说，《坚硬的稀粥》写得最讽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使这份“坚硬的稀粥”变得如此难以消化？ 写《青春万岁》时，王蒙正处于青年期；写《高原的风》时，他虽然已经处于中年，但面对新生活的那股激情还是使他显露出某种青春气象；而写《坚硬的稀粥》时，他已经开始步入后中年或前老年了，至少在心态上是如此。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已然成功的老作家如何面对渐趋老年的写作？王蒙在他的自述中毫不掩饰自己的老年况味，这也使我们可以坦然地探讨这个问题了。 王蒙老年写作的“太聪明”问题 不见得王蒙老年的创作就不如早年，但他的作品已经没有了打动人心的那种力量和情愫，却是不争的事实。是的，王蒙的确越来越圆熟了，不过同时也在显示出某种“熟过了”的症候。虽说人情练达即文章，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圆熟却并不总是意味着一种上升。这些年对于王蒙的争议，也大多集中在他的老年写作上。这些争议集中起来就是三点：太聪明、世俗化、缺少质疑精神。 世俗化与他的年纪有关，也与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有关。王蒙所谓的世俗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于世俗的肯定，以及对于世俗精神的倡导，而是一种包容和中庸。这种包容和中庸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保守，德国有句谚语：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这几乎是一种人生的必然，如同激荡的小溪最终必将汇入平稳的河床。其次，这种包容和中庸还体现了经历过苦难的人对于人生的一种善意和体恤。王蒙这一代人都是经历过磨难的人，从人整人的时代过来的人，深深地感受到人生之不易的人，那么，苦尽甘来感慨万端之余便很容易一转而希望从此天下太平，人人都来享受生活，感恩惜福知足宽容，不要再争争斗斗的了。这种从感喟中生出来的宽容可以理解，但并非完全值得肯定，不可能因为社会形势好转了，便从此没有是非之争了，高低都无所谓了，一切都无可无不可了。是非高下之别永远是有的，有时也许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串葡萄和一粒葡萄的味道是一样的，但吃一串葡萄和吃一粒葡萄的感觉却是不一样的。王蒙的“非争”与他所经历的时代有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太多的斗争已经使他排斥一切形式的斗争了。这种“厌屋及乌”固然是过了，但它起码比一个深受过“文革”斗争之苦的人依然坚持自己的斗争思维要好得多。 王蒙的“太聪明”和“缺少质疑精神”我认为是一回事，所以把二者放到一起来谈。聪明是永远不为过的，人类向理想王国迈进的过程就是一个使自己无限聪明起来的过程。文学具有认识功能，认识功能的大小取决于作品对于生活的揭示程度，作品对于生活的揭示程度又取决于作家对于生活的洞见程度，所以作家对于生活看得再透也不为过。 质疑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有疑惑。可是对于王蒙这样一个具有非凡人生经历的人，疑惑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王蒙14岁入党，18岁在北京任共青团区委副书记，20岁写出《青春万岁》，22岁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然后被划为右派，发配伊犁，一去十数载，新时期又重返文坛，并官至文化部长。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共和国的历史。曾经沧海难为水，一个尝遍人生百味的老人，疑惑的底线必然非常之高了，基于阅历的高度智慧已经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不惑之人，世事洞明已经使他获得了一个历史老人一样穿透的目光，那么，他还能质疑什么呢？如果硬要他在水平线以下发生什么疑惑，那就是装傻或装不懂了，远不如让他处于自己的水平线以上更可爱。 当我看到王蒙被指“太聪明”的时候就禁不住困惑，是说他人太聪明还是文太聪明呢？也许有人以为这是一回事，事实上并非如此。王蒙其人的确是聪明，他的早慧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这聪明过多地、直接地、囫囵吞枣地带到写作中来，却恰恰变成一种不聪明。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聪明必然是大智若愚。他明明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但在写作的过程中还必须装作不知道；他明明知道某一人物是一个傻子，但他还得学着傻子说话，学得不像都是失败。说到底，作品中所有的话其实都是作家的话，但当他去经营一个人物时，还必须假装那话不是自己的，而是人物的，越不像出自作家之口的越好，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对于这个矛盾的解决，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能力。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作家的水准，就取决于他解决写作固有的那种矛盾的能力。聪明的作家必须把握好这一点：作品需要他去充当一个什么人物的时候他就要去充当一个什么人物，而不能总是一个智者。作家在写作中必须大智若愚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通过大智若愚把自己化入或沉潜下去，那聪明就是浮在表面的、浮泛的，就像炒菜，油用得不少，但是都浮在表面，滋味没进去。这样的为文就不能算聪明了。只有能够被自己的文本充分消化掉的聪明，才真正属于为文上的聪明。 无论多么聪明的人，进入写作之中还是应该大智若愚。拿小说来说，如果一个人的小说总是给人一种太聪明的感觉，那恰恰说明他不够聪明，缺乏小说家的智慧，小说的功夫没做好。所以我认为王蒙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聪明或者缺乏质疑精神上，而是出在写作技术上，是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个作家无论有多么高远的立意和宏大的构思，具体到写作当中，还是要体现在一个个承转起合以及细枝末节的微妙处理上，还是要小心翼翼。就像漂流，再怎么豪情万丈气吞山河，最终的成功还是要取决于能否绕过那些大大小小的暗礁。小说家的功夫有时就见于这些不起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