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施蛰存的小说创作，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研究中，学界普遍关注其心理分析方法的运用，认为他在理论和创作上深受弗洛伊德和显尼志勒的影响，是一个“心理分析小说家”，一个“最自觉地贯彻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国作家”，说他“热心于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透视人物的潜意识和性心理，独创了一种新异的心理分析小说”①说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运用得“最具模样，也最有深度”，他的小说“所表现出的鲜明特色都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典型意义”②等等。但对于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以及作家对佛教题材的世俗化改写等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对施蛰存佛教题材小说予以重新解读，以探索其深隐的人性蕴涵和潜在的审美价值及其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施蛰存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对于佛教题材表现出了浓厚兴趣的作家之一。在他有限的小说创作中，《鸠摩罗什》、《黄心大师》、《塔的灵应》、《宏智法师的出家》等篇什，都是极富个性特色和拥有广泛影响因而也相当优秀的佛教题材小说。此外，《嫡裔》、《石秀之恋》等作品也与佛教题材有密切的关系。学界以往多笼统地将其划归历史题材小说的范围，但因其小说情节又往往与史实相去甚远，故称其为历史题材小说，不如称之为佛教题材小说更为恰当。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曾有过广泛的传播。历代帝王也多有信佛者，但佛教文化始终未取得统治地位，在中国精神文化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乃是儒家思想。即使在民间，佛教也并未受到真正的尊重，所谓“临时抱佛脚”，即显示了中国人从实用理性角度出发对宗教所持有的现实态度；而对于僧侣尼姑，中国世俗社会则一向怀有偏见。民间作品往往从世俗化的角度出发，强调佛教中反人性的不合情理的一面，如明代话本小说《月明和尚度柳翠》即为一例。施蛰存的佛教题材小说既非弘扬佛法，亦非批判佛理，更非指向“讽喻时政”的功利目的。作者只是站在客观的人性化立场上，试图运用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来剖析和揭示古人隐秘的心灵世界，重新诠释古代高僧的真实人格和精神，挖掘佛门弟子潜意识中与凡人无二的世俗欲望，剥离佛教涂抹在他们身上的神圣的油彩，用艺术的手法使他们“还俗”，重塑其现实的真人形象。 1929年8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施蛰存的“真正的第一本”小说集《上元灯》，其中有《宏智法师的出家》一作，可以看作是其第一篇佛教题材的小说。同年9月，小说《鸠摩罗什》发表在《新文艺》创刊号上，该作以对六朝时期道德高僧鸠摩罗什的独特解读立刻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此后他又创作了《塔的灵应》、《黄心大师》等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运用心理分析理论进行了多种现代技巧的尝试，其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展示出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即打破中国传统小说的情节模式和叙事格局，超越当时流行的政治意识化的小说潮流，把文学表现的领域引向人自身及其内心世界，这既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大胆借鉴，也体现了施蛰存突破传统、疏离主潮的独特个性，在政治文化心理普遍浓厚、现实主义创作风行的20世纪30年代，便显得格外醒目和耀眼，自然当独树一帜。 《鸠摩罗什》堪称施蛰存佛教题材小说之代表作品，也是其人物心理刻画“最为惊心动魄”的一篇。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突出表现了“道和爱的冲突”③，或如时人所概括的宗教和色欲的冲突。这里的“道”、“爱”或“宗教”、“色欲”等观念，正是维护人类社会自身运行机制所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判断这个社会是否具有理性与文明的重要标尺。当它们在作家笔下发生畸变时，其结果往往带有极强烈的悲剧色彩。施蛰存的佛教题材小说，对这一冲突性主题挖掘得极为深刻。反映情欲的自然冲动与宗教伦理之间的矛盾，使其小说在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悲剧性的构思框架。在这种构思框架下，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情节模式，就是人物的情感与理智、人性与神性的二元对立。《鸠摩罗什》的主人公鸠摩罗什，本是虔诚的佛教徒，可作者将其塑造为一个佛教的叛逆者。据史载，鸠摩罗什原籍天竺，出生于龟兹，七岁随母出家，十二岁就当上了国师。后被吕光掠至凉州羁居十余年，于后秦弘始三年被姚兴迎至长安。他一生致力于佛教传播事业，门下有三千生徒，他曾与弟子合译佛经三百多卷，与真谛、玄奘并列为中国佛教的三大翻译家。这样一位受时人顶礼膜拜的高僧，在施蛰存的笔下并未六根清净、弃绝尘缘，世俗生活的种种诱惑仍在烦扰着他。当明媚艳丽的表妹向他示爱时，他起初“心中常觉得有些窘涩”，“他晓得，这是菩萨降给他的诱惑，最大的最后的诱惑，勘破了这一重孽缘，便是到达了正果的路”。此时鸠摩罗什的本能冲动尚能为自我意识所控制，对于破戒的恐惧迫使他保持理智。在被吕光灌醉并与表妹幽闭于密室之后，他长期遭受压抑的自然冲动便不可遏制地爆发了，回复了人性的本来面目，从此开始了娶妻生子的世俗生活。但玷污佛门的忏悔意识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走向死亡。 施蛰存“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④，他有意选取古代被神化了的人物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真实地展示其内在的性欲冲动，从而赋予了他们丰厚的人性。这些人物在历史典籍中或被浓墨重彩地突出，或只是寥寥几笔的简单勾勒。但出于现实政治或封建道德的需要，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神化，其凡俗的一面则完全被忽略或被有意遮蔽。譬如佛家戒色，而鸠摩罗什不仅两度娶妻，又与十多名妓女寻欢，奢华糜烂的生活与其国师高僧的身份大相径庭。面对这一历史事实，《高僧传》的作者则极力伪饰，说鸠摩罗什的这些情欲生活，是出于外界所迫——“姚主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庄严的佛法屈服于帝王的权力，终于在世俗的情欲生活上对他网开一面，使得鸠摩罗什于佛法与情欲两不相碍、鱼与熊掌二者得兼。而且他即使沉酣于声色之中也可以保持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白之身，不仅丝毫未损功德，反而愈显高洁。在施蛰存的笔下，鸠摩罗什虽精研佛典妙谛，却无法参透人生的玄机，更无法逃避情欲的诱惑。昼则讲经、夜则寻欢的生活，为他自己在内心深处所不齿。他“认出自己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当虚幻的彼岸世界终于被情欲的现实世界摧毁时，鸠摩罗什理想中的所谓“一尘不染，五蕴皆空”的境地，已经彻底幻化为镜花水月。《鸠摩罗什》留下了一个佛教徒在灵与肉的冲突中苦苦挣扎的真实记录。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展开过程。鸠摩罗什先是迷恋于表妹的情爱，接着蛊惑于长安名妓孟娇娘的媚态，最后又沉溺于宫女与妓女的声色之中，直至由圣僧蜕变为凡人，最终完成了由“神”到“人”的世俗化还原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