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 在《说书人》①一文中，本雅明告诉我们，西方中世纪盛行的“说书”文学家正在失去现实存在的基础。这不是件特别美妙的事，好像只应该额手称庆我们发明的现代小说。相反，本雅明认为，小说只是现代人价值虚无和性格分裂的精神现象学。它的诞生对人类或许意味着祸大于福。在他的描述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口头文学才会在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上维系人类对于和谐、集体、无限和整体性概念的理解和想象。人们才不会由于意识到自我的主体性的张扬而忍受生存的虚空。 和本雅明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致力于为存在物找到一个更高的统一体：存在。这个存在不可能在当代艺术形式中找到，而必须回到古希腊人对于词与物关系构成的理解上。除非，现代艺术能真正摆脱现代技术的影响，像凡·高描绘的农人的鞋履一样，敞开被现代形式遮蔽的纯物性。 这是两种不同的美学和相应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这是两种不同的建构和回应现代性问题的方式。 在现代中国，美学总是政治理念的隐喻。笼统地说，启蒙主义文学确立的抽象的现代小说形式，自我中心的作为智识者的叙事人，僵化地体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观念里的主客二分等，这一切构想的政治国家概念必然更接近于安德森，在那里，抽象的民族国家的实质总是要先被定义出来再施加给它自己的公民，其过程也是通过由智识者所推动的教育完成的。 自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展以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国语文学、民族文学等概念不断受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他们宣言中国文学的正当性，包括它的形式、语言、风格和内容，只能由下层人民共同制定。这里面，核心的概念不再是民族而是人民。40年代，随着抗战进入高潮，“人民的时代”这个观念成为社会广泛的共识。当时，之所以会有这个共识，直接的原因是抗战由局部战争变为全民族整体战争，战争的痛苦、创伤和崇高的牺牲精神成为人民共同的经历。更为隐含的原因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暴力扩张造成中国人对“中国”的生死相从的认同感。这又是一份共同的心理体验。因此，“人民”才会取代“民族”的抽象共同体而变成实体共同体。 这时候，文学必然发生转型。文学的时代由小说进入故事。作者由具有反思的主体变成人民的代言人——说书人。也许我们可以说，奠定40年代文学认识论范型的正是本雅明的“故事”这个美学概念。而在理论上最出色的表述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美国政治学者戴维·阿普特尔和托尼·塞切明确把毛泽东定义为“说书人”。②他们的最终观点是，尽管毛泽东是唯一有能力阐释中国革命经验的人，但他的“说书”最终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并不总是可以根据事物的演变的后果来解释它的起因。从某些方面看毛泽东的“讲话”在精神实质上似乎更接近本雅明的美学。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强调文学的交往性质：群众在生活和革命中的经验与智慧如何通过文学流传？他要求作家写作要反复经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第二是重新在理论上定义大众读者和智识写作者的关系：是一种不分你我的共在。熟悉本雅明的人知道，这两个问题乃是其《说书人》的核心问题。 本文的真正目的是在中国革命文学经验中重新发现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美学力量。如果说，从30年代起，五四文学已经不能承担建构民族整体想象的任务，一种新的可能性正因赵树理文学的出现而变成现实。 重回赵树理的经典就是重新理解一种新的美学革命，理解他的写作如何架构在不同于五四的时间、空间和人民的观念上，理解他对民族国家的想象的方式，理解他对文学的交往本质的认识。 这个目标当然需要通过重读他的一篇篇经典而逐渐完成。本文对《李有才板话》的美学形式所做的尝试分析不可能全面展开上面所说的所有问题。但它会有力地说明我们为什么将要那么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艺术家 《李有才板话》③有一个困惑和充满挣扎的开头。它似乎显示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者和传统说书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故事的开头是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赵树理的口气叙述的。起笔就谈“书名的来历”，而且咬文嚼字，说明他为什么叫它“板话”而不是“诗话”。对人物介绍和地理描写也是以阶级斗争为模式的。所以周扬看一眼就能指出来，“从西到东头是一道斜坡”是两个阶级阵营的对垒。④然而，三、四段之后，叙述者马上就换成民间的说书人视角，这鲜明的变化体现在由直线式的盛气凌人的叙事变成一种像四季往复一样的循环叙事。他介绍了两遍李有才。李有才是目不识字却有编快板才能的民间艺人。他是大家欢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饭时候，没有他就不热闹。他会说开心话，虽是几句平常话，从他口里说出来就能引得大家笑个不休。”下一节，同样的事情又说了一遍：“到了冷冻天气，有才好像一炉火——只要他一回来，爱取笑的人们就围到他这土窖里来闲谈，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题目，扯到哪里算哪里。”李有才和朋友们扯到哪里算哪里的闲谈风格也被叙述者采纳，因此下面的故事许多时候就像是李有才这帮朋友在讲的。 可以说，即使在赵树理最政治化的小说里，他的农民也是自然的而不是政治的人，或者说，他的农民是在自然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对政治的需要，但政治并不是使他们离开古老而自然的生活方式，而是保障他们能继续享有那种生活。这种生活在本质上是没有目的的，因此人们品尝的是自然时序和社会伦理里的华丽的细节。即使在描述阎家山发生的最紧张的政治事件中，赵树理的叙事依然没有紧张感，它的不紧不慢的节奏是一个说书人惯常使用的方法，仿佛随时都可以把后面的内容移到明天再讲。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叙述的本质不是连续性，而是充满断裂、间隙、暂停、续起等机制。这个特点不但是对自然生活节奏本身的模仿，也是民间智慧千古流传的唯一方式：它是从一个人的口走向另一个人的口，它是不同时代人的智慧的添加。正因为如此，断裂、间隙和暂停又同时意味着结局的开放性和故事的无限延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