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不同，在中国较早批判男权意识的是男子自己：李贽、俞理初、李汝珍、曹雪芹等发轫在先，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呼吁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则把男女形式上的平权做到了极致——妇女服饰大解放，最明显的外在的区别女性的符号短暂地消失了。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由男人来首倡甚至主导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要向前发展，作为社会一半力量的女性却长期处于无识无知的生长停滞阶段，给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二）个性解放的需要。在中国，妇女权利问题是被当作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妇女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受到重视；（三）受西方学说的影响。西学东渐，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给了当时部分钦慕西方社会制度的中国知识阶层以启发和感染；（四）当时的中国女性不具备足够的能力。中国的女性长期处于严酷的性别压抑之下，缺乏对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的清醒认识，也缺乏进行反抗的知识和教育储备。总之，由于中国妇女总体上教育的缺乏，男子反而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充当了呐喊者和导师的角色。 鲁迅的小说《伤逝》在男女主角关系上再现了这种明显的导师和被指导者的模式。在涓生和子君相处的时间，我们只听见男方在絮絮地谈，女方则是一个孩子式的倾听者——“两眼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①这种教育在初期似乎也见了效，子君终于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②这样斩钉截铁的“新女性”宣言，革命大告成功了！然而鲁迅的眼光毕竟犀利，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求爱仪式，正是这个仪式，暴露了导师和被指导者对“新女性”一词所指的共同懵懂状态。因为在承认女子独立人格的基础上，爱便不再是一个奖赏，也不可能去求得，爱若需要下跪去求，女子便等同于一个物件，一个标的了。涓生毕竟是导师，他隐约懂得自己下跪求爱的举动同自己此前殷殷向子君灌输的学说的不和谐，并且此举也隐含了自己做导师的目的的不纯正性，因此每想到那像电影一般的求爱一幕，便无地自容；但子君却极乐意回忆这一幕，她有着将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当作礼物或奖赏般馈赠的慷慨，有着被人所求而确认了自己“物”的价值的得意，“新女性”在子君这里，发生了能指与所指的错位。毕竟，被一个慷慨激昂的新名词所激动是容易的，真正地理解它并在行动中贯彻它却需要更多勇气上、能力上和客观上的准备。 于是在涓生和子君组成的名新而实旧的小家庭里，涓生开始努力着赚钱养家，子君则安心地饲养了一群小油鸡和一只名叫“阿随”的小狗——多么奇妙的小动物，正合我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古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并安心地胖了起来。但这“胖”在大失所望的导师涓生那里显得多么的碍眼啊，想要的是一个新女性，却原来还是旧皮囊。但是涓生实在缺乏对子君处境的理解，子君之饲鸡喂狗、做饭弄菜是历史的惯性，也是她不得不选择的唯一一项借以证明自己并非寄生动物的事业。子君是否具备在社会上求职以独立养活自己的能力？只怕社会和她自身受教育的程度都没有准备好，于是她只能在打理自己和涓生那个贫困的小家庭上发现自己的生存价值。吃掉了鸡，放走了狗，子君也失去了哪怕在家庭中平等的奢望。在筹备结婚时子君坚持把金戒指和耳环入了股；在得到被放弃的明示后子君默默地撤离，宁肯去赴一个更可怕的命运而不愿在曾经的爱人的冷眼下生活，子君也并非完全照旧的女子，只是她的努力无济于事，而她的导师虽然曾仗她的爱或是仰慕逃出了空虚和寂寞，却对她的绝境不能体察，或者是不愿也不敢体察。涓生又一次做了导师，再一次絮絮而谈“称扬诺拉的果决”，引导“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③的子君终于像诺拉般从这个小家庭出走，留给男子想要的自由。 子君和涓生的家庭实验悲剧到底有多少归咎于经济，有多少归咎于隔膜，无法用数字计算清楚，但子君的死却是鲁迅给当时流行的以男子为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浇的一盆冷水。且不说参与其中的人目的各异（鲁迅在《高老夫子》中就写到了一个为看女学生而去女校教书的混混），男子是否真的会彻底了解女性的需要和困境，并非不值得怀疑。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提倡妇女的四种权力：“政治及公共活动参与权”、“经济独立权”、“婚姻及家庭生活自由权”、“教育权”，④而鲁迅在写作《伤逝》的两年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却单倡“经济权”，并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来说明此权利获得的不易：“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办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⑤空谈是容易的，涉及到利益的时候，要求者却很难或说几乎不可能从既得利益者那里得到轻易的施舍。所以即使有热心的男性做积极的呼吁，没有女性自己主动地对自己权利的要求和斗争，男女平权就难以真正实现。 有论者说，《伤逝》是五四时期数量极少的没有所谓“爱情腔”的作品。个人的天性和家庭的变故，都使得鲁迅在思考问题时具有一种与同时代人不同的冷静态度，因而也往往更深刻。《伤逝》写出了涓生和子君在爱情和妇女解放问题上的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写出了位于这种关系之上的隔膜，并为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悲惨的结局，而且还在结尾用不少的文字写涓生的忏悔。有人认为这种“温情主义”的流露是本篇的缺憾，也有更多的论者认为，这是鲁迅对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冲突的反思，我觉得不如说是鲁迅对于以导师自居的启蒙主义者行为结果的反思。近现代许多有识之士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诚，从海外贩来新知，沸腾了多少青年的热血，也最终形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巨大洪流，但在这过程中，也有许多青年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有许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但其中也有不少枉死的。鲁迅作为人道主义者，对于枉死自不必说是十分痛心和愤怒的，即使是对于有些革命者所认为的“必须流的血”，鲁迅的态度也与“革命的实践者”并不相同。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中记述了鲁迅谈到的一件事，一次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鲁迅想到那实际工作者可能惨死的境遇，就焦躁不堪……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一般，使鲁迅惊佩不置。⑥由此可见鲁迅的思想者而非革命家气质的一斑。如果再同《头发的故事》相对照，“你们将这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⑦再联想到鲁迅虽批评起名人名教授来毫不手软，但面对青年人时却从不做出导师的姿态，更从不用愤激的话去鼓励煽动青年的“火气”，反而颇多“灭火”的行为方式；以及他在《过客》中只愿自己去探索却不愿别人追随的表示，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启蒙”、对“导师”的复杂态度。意识形态的改变必然先于社会制度的更替，但处于变革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超前”的人们将要作出也许是牺牲性命的代价，而付出代价最大的或许不是那几个将青史留名的领导者、启蒙者（因为他们往往更有能力和地位去避开超前的代价，或者把代价变得最小，甚至把代价变为荣光），而是一批批被新的学说打动而不顾一切跟随的人（他们之中不乏并不真正理解那些学说而只是为启蒙者所描绘的美好远景而打动的人），维新变法不是如此吗？康梁都安然逃亡，谭嗣同也并非没有逃亡机会，他是自己选择了牺牲，除他之外，为此而死的多是些名声和能力都远逊于康梁的志士甚至称不上志士的人。而在涓生和子君的悲剧中，付出最大代价的也正是被启蒙者子君。作为革命的实践者如果像鲁迅这样思前想后，革命自然不容易成功，但是作为思想家、“社会的良心”，却不能忽视为了社会的进步而牺牲掉的千千万万无名的人，不能视他们的牺牲为当然、为应该，也要尽量考虑避免无谓的牺牲，不要无谓地“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所以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温和地劝女学生们利用中国至高无上的亲权来首先争得家庭中的经济权，虽然在革命者看来这也太不彻底了，而且事实上施行起来也并没有那么容易，但这办法的确是较少让人流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