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很长。据日本鲁迅学家藤井省三先生考证，1909年5月1日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五零八号“文艺杂事”栏，就有关于周氏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消息和评议。 在鲁迅正式走上中国文坛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又于1920年9月至11月，在《支那学》一卷一一三号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一文，称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位迫害狂的恐怖的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的长文《中国新兴文艺与“鲁迅”》翻译到了中国，该文详细分析了鲁迅小说的乡土性，并介绍了当时中国的茅盾（方璧）所作的《鲁迅论》等对鲁迅的最早评论。像这样的长篇论文在别的国家尚未出现，可见日本的鲁迅研究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之后，又出现了佐藤春夫、增田涉对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和鲁迅生平的介绍。1937年，鲁迅逝世不到一年，改造社就刊行了《大鲁迅全集》全七卷。小田岳夫写出了《鲁迅传》并翻译到了中国。 而最为重要的是竹内好1943年12月写的《鲁迅》。40年代以后的日本鲁迅研究几乎是以这本书为起点的。该书1986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可以看作“竹内鲁迅”本体直接进入中国的开端。2005年3月又由中国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冬木的更近完善的中文译本，开始引起广泛注意。2005年12月25日至26日，百十几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及海外的学者，围绕“鲁迅与竹内好”这样一个议题，召开国际讨论会。国内相关媒体也陆续刊出了一些会议的论文。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竹内好这本关于鲁迅的、匆匆写成又有不少技术性失误的小书，会对日本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受到中国鲁迅学界乃至思想界的关注？ 我想，关键在于以下原因： 第一、这是一位思想家的鲁迅论。也就是“从思想方法开始进行变革”的鲁迅论。是面对中国只知在旧有模式中进行反复的诠释而罕有创新的鲁迅研究境况，把自己的旁观位置化作一种进行客观观察的优势，没有被套进已经预设好的思维窠臼中，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鲁迅的新的概念和新的思维模式，提供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新的思维角度、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逻辑结构，使人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式思考”中惊醒，换以崭新的思考方式，从而从思考方式上对鲁迅研究进行了变革，把对鲁迅的认知史推进到新的阶段。 第二、竹内好这位日本的思想家与鲁迅这位中国的思想家，在“对话”中达到了深度的契合。竹内好说过他与鲁迅有过三次相遇：一次是在认知真理的方式上的相遇；另一次是在抵抗的状态下相遇；第三次是“梦醒后”即人生觉醒的相遇。这正说明了他们在根柢上的相通。 第三、这种根柢上的相通就是共同“抗拒为奴”。如旅日华人学者李冬木所说：“鲁迅本身具有抗拒为奴的自律性，而竹内好也正是据此实施着他自己的抵抗。”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竹内好说道：“自觉到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即无路可走而必须前行，或者说，正因为无路可走才必须前行这样一种状态。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就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抵抗什么？就是抵抗奴性，反奴才主义。“奴才拒绝意识到自己为奴才。他觉得自己不是奴才时，才是真正的奴才。当奴才自身成了主人的时候，将发挥出彻底的奴性。因为，那时他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奴才。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还说‘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奴才成为奴才的主子，这并不等于奴才的解放，然而，在奴才的主观上，它却是解放。”正由于如此，“使得今天的解放运动本身浸透了奴性，以至于这个运动无法完全摆脱奴才性格”。这是因为“解放运动的主题，不具备自己是奴才这一自觉，安居于自己并非奴才的幻想之中，而欲将作为奴才的劣等人从奴才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在自己完全感受不到觉醒者痛苦的状态下唤醒对方。因此，无论怎么做也产生不出主体性来。就是说，无法获得觉醒，于是，便去外部寻找应该得到的‘主体性’”。 而从20世纪以来，整个人类就是在“抗拒为奴”的精神解放运动中走过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竹内好与日本鲁迅学界感应在一起，中国鲁迅学界经过一个时期的曲折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也日益感到了“抗拒为奴”、实现精神独立的迫切性。正是因为如此，竹内好对日本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受到中国鲁迅学界乃至思想界的高度关注。 竹内好成为战后日本鲁迅学界的一个起点，很多日本鲁迅学家都承认自己是从竹内好出发的。其中，对竹内好“抗拒为奴”思想阐释得最为透彻，又对竹内好的误差进行了合理调整的，我认为是已故的伊藤虎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