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期，竹内好陆续发表了很多言论。据他说，1945年日本战败给日本人民带来一种“解放感”，但他所说的“解放感”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因解脱日本法西斯主义而带来的快感。他同时根据他的经验和问题意识在反思日本人民战败时没能抵抗、丧失独立心诸问题，并因此把日本的战败表现说成“屈辱的事件”。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却从军侵略中国大陆等经历所带给他的严重压迫感。因此，战争的结束无疑使得他从长期的忧患、压抑中解脱了出来。可见对日本人民战败后完全缺少独立心的失望、对侵略战争结束的喜悦等多方面的状况共同产生了竹内好独特的“解放感”。他以这种感觉为基点，对战后日本的现实发出了严厉的质疑和批判，这质疑和批判构成了他战后言论的主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等一系列事件改变了整个日本的面貌，日本在美军占领下变成了反共军事基地之一。1952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使得日本政府获得形式上的独立，而这个条约其实存在明显的缺点：没有跟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签订，更让人不解的是甚至没有跟包括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等反共地区与国家在内的东亚地区与国家签订。这个条约因此实际上只是跟美国为首的阵营的单方面签订行为，但以此为根据，美军却获得了长期驻扎日本的合法权利。日本国内对此出现了谋求独立的政治文化运动。有人反对旧金山和约，否定“片面讲和”，重视“全面讲和”。历史学界也讨论民族独立问题，而竹内好则倡导了国民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并不仅仅讨论了日本一国的国民文学，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家，他还不断地发表着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显然，竹内好的国民文学理念和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紧紧连接在一起。因此，本文想探讨竹内好国民文学论和中国文学论的关联及其意义。 不言而喻，竹内好中国文学论的核心是鲁迅论。1944年出版发行的《鲁迅》不仅是他对中国文学理解的基础，而且是他战后言论活动的最主要根源。竹内好认为鲁迅建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并且经鲁迅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经过抗日战争进一步到达了新的阶段，导致了赵树理文学的诞生。可见竹内好把赵树理视为从鲁迅发展过来的中国文学的一个顶峰。更重要的是竹内好20世纪50年代初期高度评价赵树理的作品，同时倡导了日本国民文学。他对赵树理的评价和国民文学论之间显然存在相当密切的关联。 竹内好推崇赵树理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他主张赵树理提出了既有大众性又有艺术性的文学原理。竹内好写道：“他的文体虽然因配合农民的生活节奏而速度慢，不过他学会了一个手法，巧妙地运用省略法；他会从内部描写一个贫农成长到作为革命性整体的阶级的发展过程。这点我深深地佩服。”竹内好战前早就关注了中国文学的文体。《中国文学研究月报》上除了组织《现代小品文特辑》以外，还多次记载大众语论争、民族形式讨论等等。而且重要的是竹内好没有把文体看作固定的形式，而是在不断发展的脉络里思考文体。他在《鲁迅》里表示中国现代文学有三个时期：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和民族主义运动，而每个时期通过一番挣扎发展到新的阶段。我们清楚地看到竹内好认为赵树理完全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又进行了一次挣扎，进行了一次飞跃。 第二，竹内好主张赵树理写到了来自老百姓的民族意识。他给日本读者介绍《李家庄的变迁》时这样写道：“铁锁当初只能是一个个别的农民，不过他的个别性逐渐地融合于整体的农民阶级，最后群众成为主人公。日本的普罗文学没有这种表现手法。”竹内好重视了一个普通的农民产生民族意识的过程，尤其关注一个农民的个别性与民族意识的整体性之间的关联。对后一问题，竹内好运用了哲学话语加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哲学话语来自他战争期间的思想活动，并首先出现在《鲁迅》一书中。显然，竹内好在以他自己战争期间的思考为起点评估赵树理文学，换言之，竹内好在赵树理文学里看到了战争中日本人民遇不到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竹内好还称赞赵树理的文学超越了现代文学的概念，成为世界文学的新纪元。赵树理文学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的到达点，而且反映了中国民族意识的整体形象，因此是所有文学都值得学习的榜样。 竹内好倡导日本国民文学的时候，无疑参照了赵树理的文学。他在1948年还没开始国民文学讨论时写的题为《中国文学的政治性》的文章里，批判日本普罗文学缺少负有责任感的政治意识，迫使日本著名的普罗文学家小林多喜二陷入孤立。他接着写道：“在中国现代文学里也有像小林这样的牺牲。但是，那种牺牲被社会性的连带感所支撑，并不像小林那样孤立。因此，每当出现牺牲的时候，那个牺牲所肩负的重担就被细细地分为民众每个人可以承担的重量，把对责任的认识灌输给每个人。它的整体重量支撑了八年抗日战争。”虽然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到赵树理，或许1948年他没有给赵树理找到位置，但是竹内好的思路很明显，重视保留民族意识的中国现代文学，批判没抓住民族意识的日本文学。 被称为国民文学讨论的开端的《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再次批判了包括日本普罗文学在内的日本文学没有拯救民族意识。1951年发表的这篇文章主要批判日本文学的“近代主义”，由于日本文学具有“近代主义”传统，没能适当地处理民族问题，因而轻易地让日本法西斯主义利用民族主义。于是他主张重新检讨日本民族主义从诞生到战争中被法西斯主义利用的整个过程。国民文学的课题显然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独立问题。竹内好主张为了有效地谋求独立，必须彻底反思侵略战争，而且为了有效地反思侵略战争，必须从负面的历史里拯救正面的民族意识。可见竹内好凭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中国文学道路作为榜样来模塑日本国民文学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并不简单地把中国文学当作理想来批判日本文学。他的出发点还在他战争期间的思想活动。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参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历使得战争中竹内好的思绪无比纷繁。这种经历不仅使他撰写了《鲁迅》，而且对战后他的评论活动影响很大。对此他在题为《国民文学的问题点》的文章里明确表示：“我认为日本文学的现状是殖民地性的。但并不是由占领造成的急速的殖民地化，而是从更早时候，放弃对殖民地化抵抗时开始的。大致时期是‘白桦派’以后开始，‘新感觉派’以后更加显著，战争中更是表现了十足的奴性，故战后沦为完全的殖民地。日本文学被认为，每逢一次战争，都取得了飞跃的发展。这就是殖民地性造成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放弃反殖民地斗争的程度都不断加深。”这段文章的逻辑完全跟《鲁迅》一致，他在《鲁迅》里讨论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时，强调文学总要被政治包围、同时自觉对政治的无力，才能形成有力的作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竹内好战争期间的思想挣扎促使他抓住鲁迅文学的原理，而这构成了他战后既对赵树理作出高度评价，又批判日本现代文学的基础。换言之，与其说竹内好把中国文学当作理想，不如说竹内好是在从战争中的思想活动出发，从而在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对日本文学的批判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