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6-0016-11 竹内好(1910-1977)是日本现代思想家和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日本有“竹内鲁迅”之称。随着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于2005年3月出版，国内学界悄然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竹内好热”。据日本一桥大学坂井洋史教授在该年5月的一次中国学术会议上观察，“很多年轻的研究者在没有任何必然性的情况下也动不动提到竹内的名字”。[1]这看上去很像近20多年来我国引入各种西方思潮时的那种情形，自然也不排除同样的“接受”结构掺杂在其中的可能；但一个明显的不同是，《近代的超克》的出版，并不是竹内好第一次出现在汉语语境，早在1985年，他的《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便已经被译成中文发表，翌年，竹内的重要著作《鲁迅》也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竹内好著作在那时的出版显然被中国学界忽略了。那么，事隔20年后，同样一个外国学者和思想家为什么会在汉语语境里遭遇如此不同的命运，尤其是考虑到1985年这一特殊的年份。 回想起来，正是从被文艺界称为“方法年”的1985年开始，各种西方文学和哲学思潮被频频地引入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理论热点。这些热点或热潮，反过来又参与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文学观念乃至其他各种观念。推动这些热点或热潮的，就历史观而言，是一种告别昨天、走向明天的热情——其中的明天，自然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现代化的明天，并有发达国家现成地在那里做出了榜样。就文学界内部而言，则表现为急于告别传统的文学意识形态，创造出一种能够跻身于世界文学大家庭的纯粹的文学。表现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鲁迅研究的，则是在“祛左翼化”的框架中重新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秩序和以“启蒙”话语的绝对优势重新确立鲁迅的价值——而这一系列重新确立的背景则是：一、原本被压抑的对象，即一切非左翼文学，则逐渐演变成新的压抑性力量；二、在一部分学者那里，作为“启蒙者”而得以重新确立价值的（前期）鲁迅，在另一部分学者那里又作为“左翼文学家”（后期鲁迅）而被等而下之。新的现代观是以颠倒了的同一法则即新的二元对立法则构成的，它在20世纪80年代发挥出巨大的解放能量之际，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使自身僵化的伏笔。所以，当意想不到的新的历史条件出现时，作为这种新的“现代观”的对立物，又出现了在一定范围内再颠倒回去的明显的或潜在的趋势。 因而，竹内好的学术思想作为亚洲知识而不是西方知识，其在20世纪80年代新的“现代观”蓬勃兴起之际被视而不见，而在本世纪初各种观念冲突的复杂历史情境中又被重新发现，也就不是一件奇怪而费解的事了。换言之，也就是当下既存在着把竹内思想作为一种西方权威知识加以膜拜的那种历史惯性，也存在着以竹内好为媒介，并借助亚洲视野反思我们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观、文学观以及在诸观念影响下的当代学术状况的契机。 在日本，竹内好有时候被认为是一个近代主义者，有时候又被认为是一个反近代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相互矛盾的概括说明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被贴标签的人物。在他所描述的“欧洲一步步地前进，东洋则一步步地后退”[2](P181-224)的近代世界史图景中，东亚（东洋）理应在“抵抗”（即保存“自我”）中更新“自我”，但遗憾的是，他在日本的“近代”中竟没有发现这样的代表人物，反而在被视为“落后”的中国发现了鲁迅。因此，他称日本的“近代”为“转向”型的（“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而中国的“近代”为“回心”型的（“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3](P3-164)并对日本“无抵抗”的近代文化展开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尽管在一个时代结束后，竹内的同道也批评他对于两国“近代”的概括多半是基于“憧憬”，而不是真实历史，[4](P1-21)但这种“转向／回心”说在原理上仍然是有效的，也即在被卷入“现代”的后发展国家里，不存在一条仅仅通过外部学习就能抵达“欧洲”的直通道。“现代”的标志不是对应“欧洲”所具有的各项外在指标，而是通过“保存”自我而又“否定”自我的“挣扎／抵抗”，在自己内部形成一种新的主体性。这就吊销了进化的线性“现代观”，将一个时间坐标上的“现代”，转换成一个内部空间上的“现代”。 “主体性”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并不陌生。那场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因为遭遇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而带上某种悲剧色彩。但80年代所言的“主体性”，是要确立与“整体”相对的“个体”价值，和竹内好从鲁迅那里发现的带有自我否定契机的主体性并不是一码事。因而，这种以强调“个性”、“个人”为指归的主体性，在完成反拨一个泯灭个人价值之时代的任务后，便渐渐消融于随后所兴起的市场意识形态，从而使被张扬的“个人”成为一种丧失了“主体性”的个人。被竹内好所发现的具有自我否定契机的鲁迅的主体性，似乎很难以这样一种样态进入中国研究者的视野，更没有被80年代以来知识者的主导思想所吸收。“立人”命题虽然在“新时期”刚开始时便被提出，并在当时起到了“反封建”和承续五四“个性解放”的应有作用，但这个命题本应发展起来的更丰富的内涵，却始终停留在它被提出时的那种历史限定中，以至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一些优秀的知识者当作鲁迅思想贫乏、鲁迅时代可以结束的根据。而鲁迅研究也因为那种平面的现代观，而被置于两种看似对立的情形中：鲁迅价值的肯定者通过把鲁迅放置在“启蒙”框架中，以期从左翼中“抢救”出鲁迅；而鲁迅价值的贬低者，则继续把鲁迅放在“左翼文化”框架里，并通过“胡适还是鲁迅”的二项选择模式而把鲁迅等而下之。在这种历史情境下，“竹内鲁迅”之于我们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个日本思想家始终以中国的鲁迅为思想元点这么一种楷模性的启示，而是借助竹内的鲁迅论，把握被我们以往所忽略的鲁迅之根本，并通过鲁迅而重建中国现代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