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6)06-0003-04 在经历了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持续大热后，京味文学近年已悄然变为外热内冷了，即从商业与美学的双热转变为商业性外热与美学上内冷并存的奇特格局了。尽管被冠之以“京味”的种种书籍（含小说、散文、回忆录等）、影视作品、旅游项目及产品等仍有其不可否认的市场卖点，但京味文学在美学上的创作与接受毕竟在锐减，渐渐化为如烟的往事。如何把握京味文学的这种新变化？在此之前，有必要对京味文学这个容易引起歧义的关键概念稍作说明。我的所谓京味文学，是指一种回瞥故都北京地缘文化景观的文学或文艺活动，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时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借助具体的北京人情风俗、通过回瞥方式去体验的一种地缘文化景观。这种意义上的京味文学至今出现过三代：第一代为20世纪20至40年代以老舍写作为代表的文学，在语言、形象和风格等方面都奠定了现代京味文学的初创形态，其故事的主要发生场是北京胡同，辅助场是街道、集市，主要人物是故都下层平民；第二代为80年代以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为代表的文学，表现处于现代性进程中的故都平民生活及民俗残韵，主要发生场仍为北京胡同及街道、集市，人物既有故都下层平民还有旧朝遗民、当代精英等；第三代是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王朔、刘恒、冯小刚、王小波、刘一达等为代表的文学及影视活动①，表现在政治缝隙中纵情狂欢、在社会转型中重求生路的北京大院景观，主要人物是“顽主”及其变种。 首先需要追问的是，京味文学是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中兴盛的。老舍被公认为现代京味文学的源头或第一代代表，但实际上，他的这一地位只是追认的，因为他生前并不曾自觉或明确地提出京味文学的美学主张。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渐兴的文化“寻根”热潮，为京味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有力和有效的文化语境。随着对“文革”的政治反思迅速深化为对中国过去更长时期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审美反思，对行将衰败的故都北京风情的寻觅与追挽，就成为长期定居北京的作家如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等人不约而同的自觉选择。当这批作家寻觅与追挽故都北京生活为主调的新创作已蔚为大观，需要从美学上加以合理化阐释时，就诞生了京味文学，即一方面有“京味文学”（或“京味小说”）这一美学新发现和新命名，另一方面出现了对老舍这一源头和第一代地位的追认及有关第二代京味文学的承认（与京味文学第二代同时并存而属于文化寻根热的还有“第三代诗”、“寻根文学”、“第五代”电影、“85美术新潮”、“中国新音乐”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置身于80年代文化寻根热潮中的京味文学第二代作家，以其充分的美学自觉和卓越的语言创造，对京味文学的兴起和鼎盛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把老舍开创而有待于命名和发展的京味文学潮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美学高峰。不过，京味文学第二代把京味文学热主要局限在美学内部或文学圈（尽管其政治性等综合效果不容置疑），而远远没有延伸到商业或日常生活中。这是由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热的性质本身及更为根本的经济生活语境等社会状况所决定的。 真正把京味文学从美学热潮引向商业热潮的，显然应归功于王朔及其他京味文学第三代人物。王朔的以“顽主”和“调侃”为主要特色的小说及影视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达到商业旺销与美学击赏的高潮，既标志着京味文学第三代勃然兴起，也意味着京味文学前所未有地被推举到商业热与美学热的双热巅峰。王朔的双重成功当然应取决于他高超的个人美学与商业策略，但也应看到，他确实比他的两代前辈更幸运，赶上了好时候：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为他的商业与美学双热铺平了道路。假如没有这一点，他就还可能会重复京味文学第二代作家仅限于美学内部或文学圈的宿命。全球化一方面在经济上为王朔们缔造了畅销书得以持续热销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为读者品味濒临消逝的中国故都情调提供了旺盛的心理欲求。所以，不仅王朔等京味文学第三代作家骤然间大红大紫，而且连带着使得京味文学的第一、二代长时间持续热销，甚至还造成“京味”从文学、影视扩展到日常生活、旅游业、饮食业、国际交往中的盛况，衍生出京味休闲、京味旅游、京味美食等众多热门“京味行业”。当然，还包括一些作家或作者以更自觉的姿态，写作或制作出带“京味儿”的虚构或非虚构作品，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回忆录、剧本、图片、景观等。 京味文学在第三代被卷入商业大潮的事实堪称一把双刃剑，一刃向外成功地劈开商业市场，引来京味文学三代同台竞销的繁荣盛景；一刃却反向刺入它的美学发动机心脏，导致它的原创力趋于衰减和衰竭。我们不得不冷静地看到，当京味文学飞腾到双热新高度时，它作为一种地域文学的危机和衰落却已悄然而至了。似乎可以说，正是在京味文学第三代这里，京味文学已无可挽回地以天鹅绝唱般的辉煌方式走向终结。这一点与其说取决于京味文学的演变逻辑本身，不如说更根本地取决于京味文学所生存的文化语境的转变以及当代北京人对这座城市的生存体验的演变。我们不得不正视京味文学特有的文化语境和生存体验场正在逐渐消失的事实。 第一，置身于当今“后”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界，没有为京味文学的持续兴盛或创新准备好充足的美学资源或营养。正像赵园所指出和区分的那样，京味文学的一大共同“旨归”是“展示北京文化”，但相比而言，老舍的是“自觉地指向‘文化改造’的预定主题”，既有“文化展示”也有“文化忧虑”，形成两者的大体平衡；而“不少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却意别有属，把兴趣中心转移到非批判性的文化呈现上了”②(P20～21)。可以说，在第二代京味文学那里，高涨的文化寻根热催生了有关故都京味的非批判性和纯欣赏性文化展示，这既是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弥漫全国的古典文化与民俗文化批判大势的一种强大反弹的结果，也是对这种面临衰颓的古典文化与民俗文化传统的惋惜和怀旧心境的一种美学表达。然而，到了京味文学第三代盛行的90年代，上述文化寻根热已然退潮，而代之以新的来势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原有的对故都北京残韵的非批判性和纯欣赏性文化体验与展示的动力源在耗竭其最后的能量后趋于干涸。而事实上，王朔、刘恒、王小波、冯小刚等第三代作家、导演也确实没有了第二代拥有的那份故都雅兴，而是集中关注当代北京大院中新时代弄潮儿“顽主”的生活体验与前景。丧失了应有的美学资源，京味文学在其第三代走向衰败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