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6-0040-03 一 由于受到时代特殊的启蒙语境的影响，现代汉诗自发生伊始，就与民生主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联系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正如沈从文曾经描述的那样，“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新诗作者自然不能例外”[1]。早期新诗中不乏高扬人道主义大旗的诗作。胡适、沈尹默的同名诗《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卖萝卜人》，周作人的《画家》，罗家伦的《雪》等，都是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例子。 “五四”初期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人力车夫》中表达了自己对未成年车夫的恻隐之情。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则向我们展现了隆冬季节被一张薄纸所隔开的两个世界的巨大反差：屋里的老爷享受着温暖的炉火而嫌太热，屋外的乞丐冻得咬牙切齿，真可谓冷热两重天。不难发现，这些诗作所流露的情感，尽管被包裹上一层人道主义的外衣，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居于社会上层的大学教授面向作为下层平民的人力车夫和乞丐）的有限怜悯。这种情感可能不失其真诚，但就实际表达效果而言，显然是十分微薄的。这是中国现代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抒情姿态，带着一种鲜明的“知识分子腔”，自然难以真正触及民生主题的内核。 在此，笔者无意苛责胡适等人的作品，而是试图由此揭示，现代汉诗处理民生主题时体现在诗艺层面的某种先天性不足。这种不足，概而言之，表现为：眼高手低，有心无力。事实上，这种不足与缺陷在现代汉诗后来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重现，一直延续到当下的诗歌写作中。在更多的情况下，由于某种时代性氛围的强大影响，这种不足还常常成为诸如“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2]、“把自己推进了新的生活洪流里去，以人群的悲苦为悲苦，以人群的欢乐为欢乐，使自己的诗的艺术，为受难的不屈的人民而服役，使自己坚决地朝向为这时代所期望的，所爱戴的，所称誉的指标而努力着创造着”[3]、“新诗也有很大缺点，最根本的缺点是还没有和劳动人民很好地结合”[4]之类的非文学性议题张扬其某种理念的口实。 而早期新诗坛聚讼纷纭的所谓“诗的平民性与贵族性之争”，也从理论的向度说明了现代汉诗与民生问题之间的某种表达困境。譬如，针对康白情所主张的“‘平民的诗’，是理想，是主义；而‘诗是贵族的’却是事实，是真理”[5]这一论调，俞平伯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新诗”应该是一种平民的诗，即所谓“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具体到新诗的写作实践，俞氏认为，“新诗不但是材料须探取平民底生活，民间底传说，故事，并且风格也要是平民的方好”[6]。俞平伯的这个观点，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理论文本一样，显然是一种姿态性很强的宣言式的话语。事实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早期新诗作者，他们的“新诗”写作都未曾真正实现从内容到风格的“平民化”。因此，这些所谓“新诗”的平民性的谈论，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架空了“新诗”和民生问题的有效联系。 现代汉诗与民生主题之间的关联，首先应该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换言之，民生主题在诗里不应是一种社会学的存在，而是必须得到一种想象性的、艺术化的呈现。就一首诗的写作而言，民生主题不应仅仅体现为一种内容要素（“写什么”），更需要在语言、形式的支持下诉诸一种美学效果（“怎么写”），否则就可能沦为观念的传声筒，诗歌的本体性特征也将遭到放逐。现代汉诗对民生问题的介入，必须采取一种诗歌的方式，而非流于某种机械性的现实“再现”或标语口号式的叫喊。换言之，这种介入的旨归，不是社会学或政治学层面的某种意义，而是必须最终落实到诗歌文本的美学效果上。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民生主题的抒写，构成了现代汉诗写作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位学者将之概括为一种“平民化倾向”，认为这种倾向“体现了诗人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7]。与其说这是面向现实的一次“回归”，不如说是面对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新情况，诗人的话语姿态所做出的一种主动调整。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往昔那种均质化的“同志”关系已经轰然瓦解，新兴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尤其是从乡村拥向城市的庞大的务工群体，逐渐成为支撑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坚实基座。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现代汉诗必须寻求一种新的语言策略，才可能有效地表述内涵日渐多元化的民生问题。 考察当下的诗歌写作状况，我们就不难发现，现代汉诗关于民生主题的抒写，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诸如语言形式的丰富与多样化、主题内涵的新开掘、主体言说方式的变化等。其中，抒情姿态的变化是最为突出的，即诗人的抒情姿态，由原先居高临下的“代言”变成设身处地的“立言”，这种变化为现代汉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艺术空间。 沈浩波的组诗《文楼村纪事》，一方面延续了其一贯的犀利、尖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某种终极关怀的温情。这组作品运用一种冷叙述的新闻式笔法，冷静而锐利地向读者呈现了河南省一个艾滋病肆虐的村庄令人触目惊心的惨相。譬如，《程金山画圈》一诗，不动声色地讲述了一个家族正在遭受的灭顶之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组诗里，作者并非一味表达某种廉价的同情，而是窥测到一些隐藏在深处的某种意味。这样的抒情，不是直线式的直抒，而是显得更为曲折和丰富。譬如《哑巴说话》，写当地的一个哑巴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趁火打劫，向外地来客勒索钱财。作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在诗人笔下，艾滋病不再仅仅是一种肉体上的绝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病入膏肓的文化症候的一个隐喻。这种富有反讽意味的批判话语，既体现了诗人的洞察力和良知，也表明了诗歌介入现实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这组诗还流露出一种深刻的自省意识，如《我不知道我是否可耻》即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