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不仅各行各业都在进行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造运动，新中国的文学也面临着更普泛、更深入的革新。特别是当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之后，为了巩固工农兵在城市中的领导地位，在宣传部门的领导下，文艺界开始了普遍的城市通俗文艺改造工作。 城市的通俗文艺改造，主要是以解放区的工农兵新文艺来取代城市市民的通俗文艺的文化改造运动。这不仅是新文艺进入城市、并在城市中普及的过程，也是新中国工农主体的国家意识建立的开始。其中，包含着新旧文学的更替、城乡价值的对立、政治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冲突、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的审美趣味抵牾等复杂而有趣的问题。也正在这样复杂的文学生产语境中，新、旧文艺家跨越了种种隔阂，联手合作，共同摸索新文艺的城市化道路。新中国文学的面目也正是在城市通俗文艺的改造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然而，对于新文艺“进城”这一重要的文学史话题，目前还甚少引起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注意。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的遮蔽，主要是由于部分研究者的启蒙主义的精英文化立场所致。这使得我们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上层社会的文学生活，而忽略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旧文人、旧艺人以及市民对于新文艺的态度和反应。 因此，本文试图把目光投向下层社会的文化生活。从50年代北京地区所展开的城市通俗文艺改造说起，以新文艺的代表人物赵树理发起的新、旧文艺家的文化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该组织简称“大众文艺创研会”）所参与的城市通俗文艺改造活动为中心，考察新文艺在城市中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状况，从而描述新文艺“进城”的历史面貌，并以此为基点，论述新、旧文艺工作者和城市市民三者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 一 大众文艺创研会的成立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又是旧中国的皇城，同时，还是新、旧文人的汇集地，因此，北京的城市通俗文艺改造无疑具有重大意义。50年代初，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新文学作家，如赵树理和老舍，都积极投入了北京的通俗文艺改造工作。 1949年初，赵树理先于老舍进京。他在深入工人生活的偶然机会里，发现了位于北京城南的著名平民游艺场所——天桥。自清道光、咸丰年间 (1821-1861)开始，天桥就已经成为北京平民的重要商业、游艺场所。由于商业活动繁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桥就是平津地区最为重要的城市通俗文艺舞台，许多著名的民间艺人，如评书艺人连阔如、评剧艺人新凤霞、相声艺人侯宝林、单弦牌子曲艺人曹宝禄等都曾在此献艺①。到1949年，天桥仍是城市曲艺名伶汇集的场所。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新文艺工作者和敏锐的通俗文艺家，赵树理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这里，他关心的正是如何使解放区的新文艺在城市中普及的问题。 然而，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没有给天桥的戏园子带来明显的震动。特别是在吸引观众最多的茶园、小戏棚子和地摊的演出中，新文艺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起初，艺人和观众对来自解放区的新文艺并不感到兴趣，虽然赵树理曾经在天桥看到过演出新文艺的广告，但这只是一个应付检查的障眼法。实际的情况是外面贴一套，里面演一套。新文艺干部来时，艺人们才改唱“东方红”。而另外一些旧艺人，学会了新节目，但却不理解其政治内涵。比如《解放区的天》之类的革命歌曲，经常会在死人出殡的仪仗里演奏②。 相对于艺人上下逢迎、躲躲藏藏的演出生活而言，北京的一批依靠卖文、卖画为生的旧文人、旧国画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昔日名家的作品不再受到市场欢迎。而他们又都是自由职业者，不属于任何单位，没有生活来源，旧作品卖不出去，新作品拿不出来，一时间，包括张恨水在内的通俗小说作家，张大千、齐白石等国画家的生计都陆续出现了问题。据邓友梅回忆：“中山公园展卖齐白石老人的画，几尺长的中堂，标价四十万旧币无人问津；旧货摊上，张大千的册页四万元旧币（合人民币四元）一幅人们还挑挑拣拣。……还有的画家揭不开锅。”③ 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赵树理和老舍都意识到，大多数城市艺人和旧文人并不是拒绝或反对新文艺，而是不知该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新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帮助旧艺人进行改造。在此情况下，赵树理提出将解放区的新文艺“打入天桥去”的口号④。而老舍则主动为旧文人四处奔走、寻找出路，积极动员他们加入到新文艺阵营中来⑤。 与旧艺人、旧文人、旧画家的日渐狭小的生存前景相反，北京的通俗文艺市场的需求仍然很大，传播渠道依然畅通。第一，通俗文艺的读者群庞大。北京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工人、学生、战士、市民占了人口比例的绝大多数，他们都是通俗文艺的读者。第二，通俗文艺的表演舞台密集。这里有五千余名说唱、曲艺艺人，十余个戏班子，几十个说书场，需要大量的唱词、剧本。第三，北京有充足的文艺创作队伍，除了新文艺工作者之外，还有许多章回小说作者、自由作家、国画家、连环画画家、写旧戏曲和曲艺的作者。第四，北京有发达的图书市场，有几百个小书摊、旧书摊，还有不少历史悠久的印书局，可以开印几千种剧本、唱本，一次可印几十万册⑥。只要能够充分地调动这些有利资源，北京完全可以被改造成新文艺的生产基地。正是因为看到了工农兵的通俗文艺在北京发展的广阔前景，以及北京的旧文人、艺人寻求出路的内在需要，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留京的部分新文艺代表、文化干部以及进步艺人，立即投入北京的城市通俗文艺改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