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2-0107-06 本文所探讨的左翼文艺作品的商业价值，主要指的是“左联”作家在进行左翼意识形态宣传时，作品因为被读者所喜爱，而在有意无意之间获得的一种“商业价值”。正因为此，左翼文艺作品才被资本家冒着政治的危险出版、发行。资本家的目的是借左翼文艺作品来创高额利润；而左翼文坛则是希望通过公开出版的读物和公开放映的电影传播左翼话语，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商业资本的介入，使得“左联”文学在检查制度盛行的时代得以传播，保证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连续与有效，而书商和影片公司经理则相应地得到了投资所带来的丰厚利润。这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 （一）这些作品必须是左翼的、同时又有商业价值；（二）投资人进行了投资，把可能的商业利润变成了现实的商业利润；（三）投资人总会通过各种手段让这些作品得以传播，以便赚取高额的利润。 一、左翼文艺作品的商业价值 对于20世纪30年代读者的阅读兴趣，当时便有人作了调查。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些调查结果时，可以对30年代左翼文学受欢迎的程度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30年代，一位叫大卫·威拉德·莱昂的外国人曾对中国人的读书情况作了一个调查，发现“许多人都要读新一代俄罗斯作家作品，尽管这种作品大多数被查禁，只能在朋友之间偷偷传阅一些残旧的本子。奥格涅夫的《一本共产党学生的日记》、柯龙太夫人的《赤恋》、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以及伊凡诺夫和皮涅克的作品流行得最为广泛。1928-1929年间，在左翼文艺运动正式开始的时候，大约有一百种俄罗斯作品被译成中文。普列汉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是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在十一种借阅最多的一般书籍中，有六部是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其中包括布哈林、恩格斯、马克思、及研究俄国五年计划的著作，其他五种为：C.安德鲁《甘地传》，M.比尔《古代社会斗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十九人委员会关于中日纠纷调查报告》及《田中奏折》”①。新文艺读物和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共产主义ABC以及其他关于社会运动和国际运动的书籍一起畅销②。“关于翻译专号，我们当时随刊物向读者发了一个征求意见的表格，提出了九个问题。后来我们收到了六百二十份答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般倾向。例如多数读者认为现在质量高的创作太少；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相比，多数喜欢读外国文学；翻译的文艺书中以喜读俄国文学的为多；多半不能直接读外文文学书；半数以上的读者读译本的兴味高于读创作；对于翻译专号中的译文，最喜欢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三四一人），最不喜欢《法国象征派诗选》（二五人）。”③ 在创作领域，一些出自革命作家手笔的作品，如蒋光慈继《少年漂泊者》之后的《鸭绿江上》、《短裤党》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在青年学生中简直风靡一时④。 1928-1930年间，蒋光慈的作品一版再版，一年之内就重印了好几次。他的书被改头换面不断盗版，别人的作品也会因印上蒋光慈的大名而畅销。比如，邹枋的短篇小说集《一对爱人儿》出版不到一年，就被换上蒋光慈的名字出版；甚至茅盾出版于1929年7月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的作品，1930年1月也被包装成蒋光慈的创作，以《一个女性》为名出版。蒋光慈的作品确实写出了当时青年人的苦闷，陈荒煤曾这样谈到他青年时代读蒋光慈作品时的感受：“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使我感动得落下泪来”⑤。蒋光慈作品的热销似乎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郁达夫在《光慈的晚年》中说：“在1928、1929年以后，普罗文坛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慈的读者崇拜者，也在两年里突然增加起来了”，“同时他那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重版到了6次”，“蒋光慈的小说，接连又出了五六种之多，销路的迅速，依旧和1929年末期一样”⑥。与蒋光慈在一段时间内热得发紫不同，鲁迅作品的销量一直很可观，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书信中得知一二：《准风月谈》最初是“几个小伙计私印的”，但很快“一千本已将售完”⑦；“新出的一本，在书店的已售完，来问者尚多，未知再版何时可出”；⑧《二心集》“出版后，得到读者欢迎，旋即告罄。同年11月再版，又销售一空，历年一月又出第3版，8月又出第4版”⑨。鲁迅作品被广大读者的喜爱，使得许多不法商贩常常通过翻印来谋取利润，对于这种情况，鲁迅不但不以为意，而且还持欢迎的态度。“《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版。”⑩“《南北集》翻本，静兄已寄我一本，是照相石印的，所以略无错字，纸虽坏，定价却廉，当此买书不易之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功德，而且足见有些文字，是不能用强力遏制。”(11)销量一直居高不下的还有茅盾的作品，“《子夜》出版后3个月内，重版4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为五千部；此在当时，实为少见。”在《子夜》遭删后，更有进步华侨以“救国出版社”名义，“特搜求未遭删削的《子夜》原本，从新翻印”(12)。在有些读者眼中，《山雨》、《子夜》“这两部作品都是足以显示30年代初期革命文艺的创作成果的”，它们因“反映当时农村和城市的斗争生活”而“成为我们一些青年读者议论的中心”。(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