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发生了两次有影响的文学讨论：一是1930年开始，持续了八九年以“文艺大众化问题”为中心的系列讨论；二是抗战爆发后以“民族形式”为中心的讨论。它们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围绕文学大众化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时间上也有紧密的连续性，它们是一次整体性的讨论。对这一讨论，学界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我以为，这些研究往往存在着方法和思维上的缺陷①。首先是观点的一元化。研究者大都持比较绝对的观点，对讨论者也多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评价，缺乏客观细致的立体分析。其次是非文学的外在视角。不少论者立足于政治、历史等角度进行考察，侧重探究的是它与时代政治的关系，对文学本身的问题关注不够。再次是感性化的方法。研究者大都缺乏必要的理论高度，对讨论缺乏学理上的探讨和辨析。因此，“大众化”讨论的价值尚未得到准确的揭示，它与新文学发展的整体关系和意义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本文试图突破原有方法和视域的限制，主要从新文学发展的内在视角理性地审视“大众化”讨论，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大众化”讨论何以能够发生，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历史背景、政治环境上考察，然而我以为，时代因素固然对讨论起了诱导和推进作用，但主要原因还是在文学内部。正如胡风当时的反思：“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这表现了什么呢？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问题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是在这问题里面苦闷。”②这一讨论蕴涵着新文学的自我焦虑，是其自我发展愿望之体现。从“五四”到发生“大众化”讨论的30年代，新文学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路程，虽然取得了对旧文学的成功，但也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越发显得严峻和迫切。“大众化”讨论之发生，是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 问题之一是新文学的形式自立问题。新文学是从对传统文学的反叛和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中孳生出来的，它欲走向真正的自立，既需要对二者进行协调和转换，在借鉴和吸收中丰富自己，也需要最终走出影响的阴影，建立起独立而成熟的主体形式。大体而言，新文学对西方文学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摆脱影响，而对传统文学采取的办法则主要是如何从对立走向融合。新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以及新与旧转折上的艰难，决定了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也决定了新文学自立过程的艰巨性和曲折性。 以语言问题为例。语言的变革是新文学兴起的最初动因，也是它最醒目的外在特征。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将“白话文”作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决裂的最重要标志，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普遍被人们称为“白话文运动”。为此，胡适对白话文有过明确的要求：“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③并创作了《尝试集》作为这一要求的直接实践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白话文运动是具有很强合理性的，在短短几年间，白话文就取代文言文获得了在中小学校教材中的主导地位，主流文学界更成为白话文的天下。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似乎已经建立起来。 但实际上，新文学语言建设的难度远在倡导者的意料之外。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说，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悖论的难题。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说过：“文学的特殊标志是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是被当作词来感受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所指客体或一种感情爆发的代表，词以及词的安排、意义、内在和外在形式要求有自己的地位和价值。”④文学语言与口头语存在着必需的差别，也是文学“陌生化”特征的外部体现，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要求，胡适提出的单纯口语化显然过于简单和浅陋；另一方面，新文学的语言还面临着“影响的焦虑”问题。新文学的白话文虽然与传统白话文学有形似，但五四文学承载的是西方文化，与传统白话文学有本质的不同，这自然影响它从传统白话文中借取营养的限度。而且，尽管白话文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它一直处在民间和边缘地位，发展还不够成熟，与已臻纯熟阶段的文言文比较更是相形见绌。这样，新文学语言必然会受到两方面的严重影响：一是传统的文言文。尽管受意识形态制约，作家不可能主张学习文言文，但他们受原有知识和文学习惯，以及文学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真正摆脱文言文的影子，成为白话文的“顺民”；二是“翻译体”语言。由于“翻译体”是伴随着具有强大精神优势的西方文学而来的，它自然会对新文学产生巨大的辐射力。新文学语言的成熟不可能离开文言文和“翻译体”的影响，但它又必须走出二者的阴影，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 新文学的语言实践就体现着这一艰难。尽管胡适以《尝试集》为范例，但它并未得到大家的认可，在新文学进一步的创作实践中，像胡适一样完全“口语化”的作家非常之少，而是大都走上了另外的道路。新文学的代表作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周作人、朱自清的散文，郭沫若、徐志摩的诗歌，都不是完全的口语化语言，而是不同程度地借用了传统文言文和西方文学语言。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式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⑤ 周作人和鲁迅还对新文学的语言要求作了自己的阐述。周作人从与传统语言的关系入手，对民间口语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我们决不看轻民间的言语，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可讳言的”。“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⑥并清晰地表达了对文学语言的理想：“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且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⑦鲁迅则更侧重于借鉴西方文学语言，他后来在翻译上的“硬译”要求是这一思想的明确体现，而在20年代他就表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⑧他们兄弟二人代表的是新文学语言不同发展方向的现实要求，也是对胡适过于简单的“口语化”要求的反拨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