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6)04-072-06 胡适1922年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新文学》时，就有为新文学溯源之意，他将富有变革精神的白话文学称作“活文学”，以其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源头；在《白话文学史》中，他进一步确立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为新文学的白话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胡适后来更愿意将文学革命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1](P259)，显示出倚重传统的价值取向。周作人1932年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亦提出“要说明这次的新文学运动，必须先看看以前的文学是什么样”的论点[2](P19)，指出必须为文学的发生寻找“根据”和“来源”，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方法”：横向与纵向的双向探询，使历史与当下融会。同时，由于从发现模拟到独创是日本文学赶上现代世界思潮的有效路径，因此对本国文学，他希望以此为榜样：“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3](P148)这样周作人提出了“创造的模拟”的文学思路。梁实秋则认为传统儒家的文学观念不能令我们满意，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参考西洋文学。不过“我们尽管借助西洋文学的思想，仿效西洋文学的艺术，但是新文学的建设仍有赖于我们自己的创造”[4](P155)，这和周作人的观点有一致之处，“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5](P13)。“中西之辨”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视界，也是散文理论现代性构想的基本精神。五四之后散文源流辨析的本意，或许含有寻找合法性依据的意图，但其最终祈向是一种更具独创性的新文学，个性的创作所能倚赖的不只是欧化的外援，自身血液中流淌的传统更是决定的要素，所谓合法性其实就是基本的可能性，文学的自性特质不可偏废，这就必须苦心孤诣地维护本国文学的个性－主体性，唯此，传统的价值得到肯认。 将公安派小品文和英国essay确立为散文的源流，是现代性散文理论的重要部分。基于中西之辨的现代性取向，周作人于1928年在《燕知草跋》提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6](P124)，这种确立其实含有为散文文体内质作界定之意，取两者之共性，更希望在融合中互补，进而形成周作人所谓“创造的模拟”，即最终自我生成为具有独特自性的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对“合成”如何成为一种可能，周作人更具体说过：“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7](P10)。找到外援之后，周作人开始寻找自身传统的“内应”，他发现：“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实在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6](P115)；林语堂也认为追踪小品文遗绪时不应专谈西洋散文，应寻出中国祖宗来，这样才可使一种文体得以“生根”。他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散文中有可以与现代散文接续的潜力，在《论文》中说公安竟陵派之文“甚近西文之familiar essay（小品文）”，其提倡“性灵”，而使文学由载道转入言志，足以启现代散文源流之处在于“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能“抓住近代文的命脉”。其《还是讲小品文之遗绪》重复上述见解，强调其擅用个人笔调、细致体察人生都体现出现代散文的特征。 散文源流辨析最终要提挈的是现代散文文体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包容着的文体特质，周作人说： 法国的蒙田，英国的阑姆与亨德，密伦与林特等，所作的文章据我看来都可归在一类，古今中外全没有关系。他的特色是要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英法曰essay，日本曰随笔，中国曰小品文皆可也。[8](P116) 他说就是称为“新的俳谐文”也未尝不可，这样，作为源流之一的英国essay渐渐也被翻译为中国式的“小品文”。而林语堂也总是将小品文和familiar essay对照着谈，不论公安派，包括了李笠翁、金圣叹的明末小品，还是乔叟一脉散逸自然而极尽个人闲谈文风的英文散文，他看重的是其中共同的笔调：抒发性灵，以及闲谈自然的笔调所包含的“解放作用”，即打破桎梏、排斥格套的现代文学见解，以现代人生观体会人情、观察人性幽微的现代散文特征。林语堂所谓评价和选取“亦不尽以古时所谓小品为标准，而当纯以文笔之闲散自在，有闲谈意味为准”[9](P179)，即为此意。这里他们提挈出的现代性散文理论指向为：转向内心的自我表现，质疑传统、挑战文学成规的勇气，个性的充分张扬，在亲切絮语中的闲适美学。 一 散文源流辨析中，使essay和小品文之间得以沟通的桥梁是逐步确立的散文理念，这一理念获益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甚多，德国狂飙运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均对五四文学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在早期浪漫派的艺术认识理论中，“反思”具有绝对的意义，他们把艺术确定为反思媒介，很大原因是艺术及一切精神领域中的一切因素都表现出反思的特性，包括幽默。也就是说“反思是原本的、建设性的”[10](P80)，因而它是作品的本质，是艺术的基础、艺术的理念，这就是浪漫派理论极力推崇反思的根由。他们认为小说是文学中的最高反思形式，不过这一点却基于小说中的散文因素，也就是说散文才是确定文学个性的基础。一方面是因为散文因素使文学 （小说）表露出它有弹性的、不受限制的特点，显示出全面能力，而使文学成为扩展的文学、无限的文学；另一方面，艺术家是充满激情的，但当写作时却基于冷静的理性，所以本雅明说：“当浪漫主义者表达真正的艺术创作物的不可毁灭性这一定理时，他们想到的是经过创作的、充满散文精神的作品”[10](P120)。散文精神是作品的核心，是冷静的——理念就是冷静的——和反思的，所以他认为荷尔德林“艺术的冷静”，“是浪漫派艺术哲学的基本思想”，“冷静”表明它与哲学的方法和反思的方法之间的联系，这种观点认为冷静决定着艺术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