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上的学术贡献、地位以及影响等，温儒敏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一文以及《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很多文章，都有比较集中的讨论。但笔者认为仍然有值得申论的地方。本文即以这些成果为基础，把《史稿》置于学科发展史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中来研究它的品格，特别是探讨它何以具有超越性，它的学术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影响以及当代意义。 一 《史稿》的品格首先表现在它的“学术性”上。根据王瑶的有关自述和《史稿》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王瑶在写作《史稿》时，政治自觉意识是非常强的，并且是非常真诚的。《史稿》的第一段话就开宗明义地表明政治态度：“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中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①“绪论”部分共有七段“正面”引文，其中四段全部来自《新民主主义论》。“绪论”分“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分期”四部分，其实根本上就是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来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在这种解释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具有了浓厚的思想倾向性。 但这只是《史稿》的部分特征，问题一旦深入到具体的叙述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王瑶专业性的讲述中又显示出它的学术本相来。对于这一特色，温儒敏有非常精到的分析，“王瑶用于指导或统领这部文学史的基本观点是政治化的，而在实施这种政治化的文学史写作中，王瑶有矛盾，有非学术的紧张。他的出色之处在于尽可能调和化解矛盾，并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写作状态中探讨如何发挥文学史家的才华与史识”②。 其实，《史稿》的这种指导思想时代性、具体研究学术化的特点，早在《史稿》一出版就被学者注意到了。在《史稿》上册出版以后的一次专题座谈会上，批评或批判最多的就是《史稿》在思想和学术上“脱节”。比如有学者说：“他的这部书显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简单说：第一，可以说是主从混淆，判别失当。三十年来文艺统一战线的斗争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在本书每编每章总的叙说里，作者对此点是有认识的，可是一到具体论列作家作品的时候，这一要点就被抛开了。”另有学者说：“讲领导思想的时候，也讲到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但是，他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来。”也有学者说：“本书总论性质的部分，是有社会阶级的分析的（虽然不怎样深刻），但是在对待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时候，就很少运用阶级观点，甚至完全抛弃了这种观点。”③当时参加座谈会的学者，大多数和王瑶私交都比较好，有的就是同事，这些批评在当时还是比较客气的，联系当时的背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重新读这些“批评”，笔者感觉，这哪里是批评，分明是表扬，批评中所说的优点未必是优点，缺点也未必是缺点。“座谈会”对《史稿》在思想上的批评主要是认为王瑶对文学史缺乏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念，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应该讲那些按照当时的标准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家（及作品），比如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李金发、王独清、张资平，甚至于闻一多、冰心，特别是不应该把他们和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同等对待；二是作品分析不应该把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并重。很多人都批评王瑶对文学作品缺乏阶级斗争性的批判，对作品的分析偏爱艺术形式。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专门写了一本书，题为《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稿〉批判》，所谓“批判”，其实就是思想批判，基本的结论也是王瑶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写中国现代文学史。 但事实证明，王瑶是正确的，包括在胡风问题上。1980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上一步步地回复到了王瑶的思路上，《史稿》中很多东西比如模式、方法和具体观点等，后来都被发扬光大了，正是沿着《史稿》的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80年代之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以后还会有新的发展，思想和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用和意义也许会有新的阐释，思想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许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但至少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史稿》的价值是现代文学界广泛认同的。今天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史稿》中最有价值、最有建设意义、对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性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地方。《史稿》之后，接受王瑶的“前车之鉴”，按照“正确的观念”写作，曾经产生了很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但这些著作在今天看来，除了“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以外，似乎再难有什么其他价值。 在学术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不应该从智慧的角度去理解王瑶，那样实际上是轻贱了《史稿》。对于1952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的“批评”，1955年甘惜分的“批判”和1958年的“拔白旗”“大批判”，王瑶实际上都是有反应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之后，王瑶写了《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一文；甘惜分的文章发表之后，王瑶写了《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一文； 1958年的“大批判”之时，王瑶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一文。应该说，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王瑶也是很“紧张”的。但从这些回应性的“检讨”文章来看，他对这些“批评”和“批判”实际上是很不以为然的。对于所有的“批评”和“批判”，王瑶一概“笑纳”，对于“座谈会”上关于《史稿》上册的批评，王瑶的意见是：“对于各位所提的那些意见，根据我现在的认识和思考的结果，我以为都是正确的；我愿意表示接受，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把这种结果来具体地体现出来。”④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改正“错误”，1953年出版的下册仍然充满了这些“错误”。对于甘惜分的批判，王瑶也是说“完全同意”，“在我所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这个问题就犯了不可原谅的原则性的错误”⑤。对于1958年的“大批判”，王瑶更是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但仔细读这些检讨，笔者发现，这些自我否定和贬损其实都非常空洞、抽象，并没有实质性的内涵。王瑶一再表示自己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不够，文艺修养不够，这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是为拒绝修改找理由。王瑶实际上通过上述“策略”把各种“批评”和“批判”一股脑地“解构”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