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通常观点，“中国当代文学”（以下简称“当代文学”）是一九四九年开始而下限尚不确定的中国文学，它至少已有五十多年近六十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大超过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现代文学”，若论复杂性和历史含量，并不逊于“现代文学”时期。 对“当代文学”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有分歧意见（围绕性质、分期和下限等），但“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并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乃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虽然只有极少数大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设置“当代文学教研室”而与“现代文学教研室”分开，但“当代文学”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史阶段和与之对应的学科，在许多高校中文系和社科院文学所等研究机关，已经和“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鼎足而三。 以往的“现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没有阻止“当代文学”的独立，后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没有吞并“当代文学”，相反，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愿意投入巨大的精力来耕耘这个学科。从五十、六十年代开始，华中师范学院（后改为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其他多所院校中文系及社科院文学所等研究机关，已经有多种当代文学史著作问世①。进入九十年代，原来在五十、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开始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一批中青年专家纷纷进入中老年，作为近六十年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完整地叙述和总结这一阶段的文学史，对他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和紧迫感。 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洪著”），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以下简称“陈编”），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第一版，以下简称“董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有“当代文学”以来国内学术界研究“当代文学”的最新成果②。 对具体文学史现象，上述三书有许多就事论事或基本达成共识的讲述，可归入文学史常识范畴，无须再论。本文仅就这三本书对“当代文学”的宏观理解做一点清理和比较。在这个问题上，三本书有很大的歧异，某种程度上也是学术界诸多意见分歧的集中反映。 讨论这三本书对“当代文学”的整体理解，有一个便利条件：它们都有“前言”、“绪论”（陈编既有“前言”也有“绪论”）专门阐述编撰者对“当代文学”的总体理解和编撰当代文学史的体例与方法。依据这些“前言”、“绪论”，再结合编撰者对具体文学史现象的论述，他们如何宏观地理解“当代文学”，就不难把握。 一、洪著：性质、主线和下限 就从“前言”最短的洪著开始吧。 提出自己对“当代文学”的整体理解之前，洪子诚先生追溯了“当代文学”概念的由来和变迁。他认为五十年代后期提出这个概念原本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但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坛特别是毛泽东建立的“将政治社会进程与文学进程直接联系，以文学社会政治性质作为依据的文学史分期框架”，不仅刷新了前此对“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理解，也预先规定了后出的“当代文学”的概念内涵。因为据此“文学史分期框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整个性质’已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也必然发生‘根本性质’上的变化”。所以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乃是不言而喻的共识。 洪先生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共识，由此提出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宏观理解： “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它限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范围之中；在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上如何“整合”的问题，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第三，本书在运用“当代文学”时的另一层含义是，“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这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时间）界定，陈、董均无异议。迄今为止，学术界也还没有任何人打破一九四九这个现当代文学的界限。至于“一九四九年以来”当代文学有无下限，洪先生没挑明，学术界也很少有人给予清楚阐述③。我下面将指出，不挑明下限，在当代文学的概念构造上，洪先生将会遇到很大麻烦。 第二层次（空间）界定，洪先生也有犹豫。他并不反对将台湾香港等地区文学与大陆文学整合进“中国当代文学”，但他明确宣告自己无力办此。陈、董都同意应该将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但陈编和洪著一样暂时未能着手整合，董编则克服困难进行了整合。虽然有的“整合”，有的没“整合”，理论上都认为应该“整合”，在这一点上并无分歧。 关键是第三层次（性质）的界定。 如前所述，关于“当代文学”的性质，洪先生批判地接受了他所考释的五十—八十年代流行的“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共识。但他在叙述五十—八十年代文学时，除了同样强调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文学规范”、“文学环境”和“作家的立场与姿态”、作品等方面）之外（这种强调只是历史事实的叙述与承认而非价值赞同），也注意到“在主流之外”的“非主流文学”、“异端”乃至和“公开”相对的非公开、半公开的小说和诗歌写作，因此他对“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接受是有批判的。然而他坚持认为这些因素并未改变五十—八十年代“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整体格局。洪先生二○○二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课程讲稿《问题与方法》封面上印有一段书中的话：“对五十—七十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对这种“冲动”，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④。但洪先生有一个补充说明，即认为上述共识以及他的修正只适合五十—八十年代，不适合八十—九十年代以后，因为“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已开始“解体”，八十—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变革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