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四年文学批评》的序中，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离当代文学学科化的目标有多远？这自然是一个现在还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在阅读和编选《二○○六年文学批评》时，我回溯了前几年的编选工作，掩卷之余，不免有些兴奋。可以说，今年的批评选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个选本。这样说，并非突出我所做的编选工作，而是指二○○六年的当代文学研究是新世纪以来最富成效的一年，它所呈现的状态以及由此预示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向，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检讨的。 我做出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依据了我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期待，或者说是一种学术理想的选择。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包含了多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是否能够面对文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以及如何在学理层面上阐释这些问题是不可缺少的两个“考核”标准。显然，我们不必过多地纠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或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西学”已经差不多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基本的知识背景和方法时，我们的文学研究无论如何也要警惕自己成为西方话语的转述。现在比较紧迫的任务是，批评家或者学者教授需要重视理论阐释“中国问题”的能力。所以，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如何贴近文学史，如何贴近文本，如何去伪存真，在发现问题中，提炼出若干关键性的命题并且加以阐释，是当代文学研究近年来的一个趋向。以我自己的阅读来看，学术研究中的“伪问题”实在太多了。“伪问题”的存在和炒作，会制造许多热闹非凡的场景，也会制造出无数学术泡沫。为什么许多论文的意义会稍纵即逝，为什么许多论文在发表之初就失去了学术的意义，为什么许多论文的影响力难以持续？我想，这恐怕与问题的提出和命题的概括不当有关，“伪问题”和“假命题”自然与学术价值无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一样是需要沉潜的。“伪问题”的产生，自然不只是个学术研究的态度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的学术能力问题。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深究，今天的学术生产方式和学术评价制度也催生了学术泡沫化现象。当我们能够认真面对学术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时，我们究竟有怎样的学理背景又如何在学理层面上阐释问题，就会成为一个“焦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变化，便是学院化学科化。逐渐形成的学术制度未必合理，但其中对文学研究学术化的要求应该不宜否定。我不赞成把学术与思想分开，也不认为一旦学术化就会放弃“问题”与“思想”，相反，我觉得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之所以讲不清讲不透，正是因为缺少了学术的力量，或者学术研究的路径错位。 因此，文学研究的“内部”问题实际上是与学术生态的建设有关。如果从媒介的角度看，当代文学研究是与会议场景、批评杂志和大学的文学教育紧密相连的。我无力对这三个大的环节做出深入的考察，但我可以说些若即若离的话题。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学术会议几乎成为主渠道之一。今天的学人很少不是会议中人，这与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新特点有关。学术会议和新闻媒体的结合，一方面扩大了研究的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常常把文学研究“话题化”、“现象化”和“新闻化”。我也是个不断与会的人，而且通常是一个倾听者。从去年开始，我在思考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学术会议的有效性，即研究的对象是否有效，会议上的讨论是否有效。因为，只有把“有效性”的品格突出出来，才能有效地制止“泡沫化”现象，才能不是制造话题而是讨论话题。大学、杂志社、作家协会之类的组织通常是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也承担着有效性的责任。正是怀有这样的想法，我会拒绝一些会议，也会组织一些会议。以我自己的经验看，“会议”作为一种学术生产的方式或者学术研究的场景，正在朝一个有利于良好的学术生态形成的方向转换。收在《二○○六年文学批评》中的不少论文，都是一些会议的学术成果。比如，关于长篇小说文体的讨论，关于贾平凹、莫言的研究等文章，关于媒体与文学教育的文章等。据我所知，关于《秦腔》、《碧奴》、《兄弟》、《笨花》等作品的讨论都有可观的成绩——这一现象传递了当代文学研究学术转向的部分信息。 收在《二○○六年文学批评》一书中的论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关于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如何看待长篇小说写作，是考察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视点这个栏目中的文章，除了张承志、苏童、铁凝的外，基本上是渤海大学会议上的笔谈。当长篇小说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文体，也成为印刷数量最大的出版物时，它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几乎可以说我们需要关心长篇小说。其中多数文章又出自作家之手，因此更多地触及到长篇小说写作中的具体问题，更多地表达了小说家自己的甘苦、困惑和期许。由这些基于个别经验的论述，从不同侧面追问了长篇小说写作的普遍性问题。莫言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尤其值得一读，这是继当年“保卫先锋”之后的一次“捍卫”。 二、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这部分的工作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层面。本栏目中的论文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文学史的视野，如陈思和的《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孙郁的《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都体现了写作者在文学史论述中研究作家作品的学术个性；陈晓明的《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论述了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同时也有批评家自身的反省。二是多元的声音。关于王安忆《遍地枭雄》、余华《兄弟》和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都是引起关注而无定评的作品，本书中的几篇论文，呈现了批评家理解的差异。不少作品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逐渐沉淀下来，应该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了。王安忆的文章总是有自己的看法和表述的特点，《城市与小说》亦然。王鸿生的论文是他的系列研究之一，其理论与方法的意义需要我们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