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飞《为阿垅辩诬——读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一篇书评》(以下简称为“罗文”)一文，载《粤海风》2006年第2期。文中再次论及1950年3月阿垅因在论文《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中摘引“书评”中的一段话而遭到史笃(蒋天佐)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构陷”的历史公案①。 罗文是这样简述阿垅“引文”公案的： “这要从1950年3月说起。当时在我和几位年轻朋友一同编辑的文艺月刊《起点》第二期上刊发的阿垅(用‘张怀瑞’笔名)所写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开头引用的马克思的一段文字，即此书评的摘文。阿垅文章刊出后，史笃(蒋天佐)于1950年3月19日(也即《起点》出版后九天)《人民日报》上就刊出了以《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为题的批评。两天后(3月21日)又发表了阿垅的‘检讨书’并加了按语，坐实了被批评者承认错误的结论。当然这是明显的诬陷，阿垅于5月4日写出了近两万字长文力辩自己的无辜，但长文始终未得与读者见面。” 在这一小段文字中，时间误植处有三：《起点》第2期的出版时间、史笃文章的发表时间及阿垅“检讨书”的刊出时间。疏漏处也有三：忽略了阿垅在该事件中前后态度的变化，忽略了周扬等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忽略了胡风等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及提供给阿垅的应对之策。 鉴于该事件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影响重大，笔者以为有必要再次进行审视，以期能使读者较为清晰地一窥当年这场文艺斗争的风貌。 “引文”公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阿垅在周扬的压力下主动承认错误的阶段，二是阿垅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进行反击的阶段。缕述如下—— 一，阿垅听过周扬的报告后，屈从于“思想斗争”的压力，主动地承认了错误 关于第一阶段阿垅在周扬的压力下主动承认错误的过程，可参看如下时间线索： 1950年2月1日天津《文艺学习》杂志第1期发表阿垅的《论倾向性》。 3月1日《起点》杂志第2期发表署名“张怀瑞”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② 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陈涌的《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 3月14日周扬在某个会议上作报告，批评了阿垅的这两篇文章，阿垅到会。③ 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史笃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④ 3月21日阿垅写成“致《人民日报》编者的信”，作了自我批评。⑤ 3月26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 3月14日，即在陈涌的批判文章与史笃的批判文章问世之间，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文艺干部会上作报告，点名批判了阿垅的这两篇文章。由此可以推断，这次对阿垅论文的批判是中宣部(文艺处)组织的⑥。 阿垅参加了这次会议，受到很大震动，会后他便与朋友路翎谈到准备写检讨。两天后(3月16日)，路翎致信上海的胡风，写道： “守梅前天来听周扬的报告了。我没有听。但听说，报告里提到了《论倾向性》、《正面与反面人物》。认为是思想问题。听了的人都紧张，但也不着边际。这详情，大约守梅会告诉你的。他有颓衰退阵之意，我和芦甸(和他同来的)劝他下工厂，写报告。周扬曾说过，要展开思想斗争。不错，这是思想斗争。但要看怎么个斗法。” 路翎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信中对周扬报告内容语焉不详，只是对阿垅要写检讨的表示略有微辞。胡风收信后，非常关注周扬报告究竟说了些什么。他通过其他渠道继续打听，大致弄清了报告的基本内容。1954年他在“万言书”中提到周扬的这次报告，写道： “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周扬同志在文化部大礼堂向全京津文艺干部做大报告，讲的是接受遗产等问题。其中特别提到陈亦门同志当时发表的两篇文章，态度激愤得很，把这当作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他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一把座的，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还说，他们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了的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做作家看，那死了并没有什么可惜。这是第一次公开指名所谓胡风‘小集团’打的。” 所谓“社会民主党”，指的是现代国际工人运动中主张社会改良主义的派别，据说以修正或改良马克思主义为其主要特征⑦。周扬将“胡风小集团”与之类比，显然有脱去胡风“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意图。众所周知，周扬与胡风积怨甚深，他们本都是文坛的左翼，但一个常居“主流”，一个屈居“旁支”，二者为争夺马克思文艺思想正统地位进行过激烈的“宗派斗争”。解放前，这种宗派斗争表现为争夺“大旗”⑧；解放后，则表现为争夺“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唯一的正确的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地位⑨。大约在1948年，避居香港的一批中共文艺领导者已确认：“胡风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我们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种误会，以为他的理论就是党的理论，这是必须讲清楚的。”⑩ 从这个角度来看，1950年阿垅“引文”公案实际上是1948年“香港遗风”(胡风语)的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