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是一切历史研究的根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相关文献① 占有、把握、理解的程度，往往直接决定着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的学术质量。文献的匮乏和讹误，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或者竟至可以说，文献问题是文学生成研究中脆弱的软肋。早在“五四”之后，一些学者在实践中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献对研究的决定性作用。梁启超断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② 朱自清把那些忙于建构系统、体系的著作称作架子书，说“这些架子书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没有东西填进去，晃晃荡荡的，总有一天会倒下来。”③“晃晃荡荡”，说的就是文献的不实在，不踏实。20世纪4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有愈来愈突出之势。其存在的问题约有如下数端： 第一，粗枝大叶，史实讹误。史实有误，研究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研究的学术价值必然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师陀(芦焚)是30年代出现的一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1936年5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37年5月，《谷》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7年1月，师陀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四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一部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评论师陀小说艺术风格的发展历程时却作了这样的叙述：“芦焚(师陀)的创作倾向，也与这些作家相近。他的《里门拾记》反映了故乡河南的生活：‘绅士和老爷’的横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受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善于描摹世态，刻画风习，而时复带着揶揄的口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后出的《谷》、《落日光》、《野鸟集》等作品里有更显著的发展。其中的《谷》，以其‘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④ 就这样，研究者颠倒作品出版时序，把师陀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误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加以评论，而把第一部短篇小说说成是师陀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创作上“更显著的发展”。史实的错误使这样的分析完全丧失了学术价值。 一部解放区文学史也犯了类似的错误。该书这样介绍小说《晴天》的作者：“学者王力(1900—1986)著有小说《晴天》，写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为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进行了艰苦的工作，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赢来了太平庄的晴天，较好地反映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⑤ 这段介绍包括着明显的错误：首先，解放区小说《晴天》的作者不是学者：其次，解放区小说《晴天》作者王力，江苏淮安人，生于1921年而不是1900年。显然，这部解放区文学史把学者王力当成了《晴天》的作者王力。学者王力，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教授，他从来没有在解放区生活的经历，更没有创作过《晴天》。文献的差错不仅使《晴天》的研究失却了根据，也造成了整部解放区文学史可信度的降低。 第二，不重视阅读原始文献，轻率地使用第二手资料。在何其芳抒情诗研究中，一位现代文学史家就因为过分依赖第二手资料而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了困境。1942年4月3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多少次呵离开了我日常生活》的《诗三首》。何其芳追求革命的赤诚，在新时代与旧生活的告别，在诗中有着生动的反映。诗作发表后，延安文艺界展开过热烈的争论，诗作受到了一些人苛刻的批评。在香港，《诗三首》也受到了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误解。在《中国新文学史》⑥ 中，司马长风把何其芳表现自己心灵变化历程的《诗三首》，说成是“有胆写讽刺诗”来讽刺现实的判断，固然是一种误读(因为何诗中并不存在任何讽刺的情愫)；更成问题的是，他对原诗所作的不能允许的摘引。以下是该书所引何其芳的诗句： 年青的同志们：我们一齐走到野外去吧， 走到遥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 把我自己投在草地上， 我像回到了我最宽大、最会抚慰人的母亲的怀抱里， 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让我在她怀抱里痛哭一场。 一直到完全洗净了我心里的一切繁琐、重压和苦闷。 而完全忘记了世界是一个地狱， 而所有的人都是无罪的囚徒。 司马长风摘录的第一行诗，是何其芳《诗三首》中的第一首《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中的倒数第三行。第二行起的四行，则来自第三首《多少次呵离开了我日常生活》的第四行至第七行。中间隔了三行之后，又引出一行“一直到完全洗净了心里的一切繁琐、重压和苦闷”(“苦闷”在原诗中是“苦恼”)。又隔行，才是所引用的最后两行。像这样把何诗的第一首和第三首中的个别诗句随意拼接的研究，当然和何其芳诗作的原意相去十万八千里。何诗“无罪的囚徒”一句之后，原是逗号而非句号。一个标点的改动，几乎使诗完全变了味。因为在“无罪的囚徒”一句后面，何其芳接着强调：但很快地我又记起了我那现实的生活，那发着喧嚣的声音和忙碌的生活，我是那样爱它，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它。我愿意去负担，我愿意去忍受，我愿意去奋斗。我不能接受个人的和平和幸福的诱惑和拥抱！在这些诗句里，一个严于律己，心地纯洁，情感高尚的诗人跃然纸上。这才是何其芳抒情诗的真谛和诗的艺术感染力之所在。司马长风的上述研究只能对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造成司马氏判断失误的原因是值得思索的。仔细考察，上述对何诗的拼接，并非出自司马氏之手，而是他使用第二手资料所造成的。司马长风并没有见到过《诗三首》，他使用的材料来自台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的《中共史论》第4册第408页至409页。在20世纪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中，党派集团利益至上的基本格局，直接制约着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平等和公正。党派偏见使《中共史论》编者不顾事实，将他们视为敌对方的作品任意拼接编造，对何诗作了非学术化的歪曲，不但欺骗了一般读者，也蒙住了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