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毕飞宇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引起广泛注意，收获了如潮的好评。于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广为人知，《哺乳期的女人》也被视作是毕飞宇的“成名作”。但在此之前，毕飞宇已有很优秀的作品发表。1993年同样发表于《作家》杂志的短篇小说《那个男孩是我》，已是相当精美和富有意味的。它与《哺乳期的女人》某种意义上属同一类型，都写了孩子的难以被大人所理解的心事，写了孩子的孤独、寂寞和忧伤，写了孩子的尊严被大人残酷地蹂躏，写了孩子心中神圣的东西被大人们所误解、所亵渎。或者说，这两个短篇，都写了孩子精神上的“孤苦无告”。而较之《哺乳期的女人》、《那个男孩是我》的内涵似乎更丰富些。就我来说，更愿意把《那个男孩是我》看作是毕飞宇的“成名作”，尽管他并未因此而成名。1994年，毕飞宇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这部作品也是颇为独特和圆熟的。个体生命与社会意识的紧张关系在小说中有着撼人心魄的表现。1995年，毕飞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十分机智地表达了对历史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神秘性的理解，而且通过对几次“偷情”的描写，让历史的神秘性与人生的神秘性形成某种对照，很是耐人寻味。《那个男孩是我》、《雨天的棉花糖》、《是谁在深夜说话》，都有资格成为毕飞宇的“成名作”。但实际上它们问世之初都悄无声息。直到《哺乳期的女人》出现，人们才知道，在写小说的人中，多了一个叫毕飞宇的年轻人。 大体可以200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青衣》为界，将毕飞宇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在修辞方式上，前后两阶段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前期小说的叙述语言，一般说来典雅整饬而又不失清纯流丽，叙述语调则总是那么庄严端重，是一种“书生气”很重的话语方式。在写小说之前，毕飞宇曾迷恋于诗歌。在前期小说中，偶尔有些句子还让人想到他从诗人到小说家的“身份转型”。例如，“我站在大街上，路灯一拳头把我的影子撂倒在水泥地面”(《叙事》)。这样的句子让人觉得它像是从哪首诗中开了小差，混进了小说里，于是便如一碗绿豆中的一粒红豆，过于显眼。毕飞宇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被称作“先锋作家”的那个群体，正在文坛上大红大紫，毕飞宇多多少少地、有意无意地，有着对他们的模仿，即便在叙述语言上，也能隐约看出其时的所谓“先锋小说”的影响。《青衣》在修辞方式上有点突变的意味。较之此前的作品，《青衣》的故事性明显增强了，人物形象也更加具有立体感。叙述语言则向粗实豪放转变，口语的色彩大大加强，并且时有苦心经营的凌乱和芜杂。如果说，在前期小说中，叙述者基本上只有一种很“书生气”的声调，那从《青衣》开始，叙述者的声调变得多样化了：时而一本正经，时而插科打诨；时而温文尔雅，时而夹枪带棒、捉鸡骂狗。如果说前期小说中的叙述者像一个严肃的教师，总用一种规范而考究的语言说话，那从《青衣》开始，叙述者变成了一个高明的说书艺人，他的语言随着叙述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着，说曹操不同于说刘备，说关公不同于说张飞。修辞方式的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作者创作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作者对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重新认识。通过修辞方式的大幅度调整，毕飞宇大幅度地调整了与现实的关系，从而也大幅度地调整了与读者的关系。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更易理解：首先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大幅度地调整了自身与现实的关系，然后是大幅度地调整了小说的修辞方式，而修辞方式的大幅度调整，便使得毕飞宇与读者的关系也被大幅度地调整了。 《青衣》以后的小说，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具有了一种幽默的品格。说到幽默，其实应是小说的一种重要品格。昆德拉甚至说：“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说的母亲不是穷尽理性，而是幽默。”① 昆德拉的小说，的确具有强烈的幽默感，他惯以幽默的方式展示着极权政治下人性的种种表现。以幽默的方式表现悲剧，往往比涕泪交加的控诉更具有艺术效果。昆德拉之所以为昆德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种“昆德拉式的幽默”。幽默，在毕飞宇《青衣》以前的作品中，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的确不很多见。要举例的话，可举发表于1998年的《男人还剩下什么》。这个短篇中的有些叙述，是颇为幽默的：“住在办公室没有什么不好。唯一不适应的只是一些生理反应，我想刚离婚的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一到晚上体内会平白无故地蹿出一些火苗，蓝花花的，舌头一样这儿舔一下，那儿舔一下。我曾经打算‘亲手解决’这些火苗，还是忍住了。我决定戒，就像戒烟那样，往死里忍。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对自己就不能心太软。就应该狠。”主人公“我”一再煞有介事地说自己“犯过生活错误”，而我们知道，他的全部“错误”不过是与一个大学时代的女同学有过一次短暂的拥抱。他实际所做的事，与他自认为所做的事之间，有了一种距离，幽默由此而生。我们在品味着这幽默的同时，不禁对主人公的遭遇有了更深的同情。这种艺术效果的取得，当然与修辞上的幽默有关。 从《青衣》开始，这种修辞上的幽默明显增多。到了2001年的《玉米》和《玉秀》，幽默性的叙述甚至成为一种基调。《玉米》和《玉秀》的故事背景是“文革”时期的农村。那是一个政治全能的时代，政治性话语满天飞。而毕飞宇往往通过对那时代所流行的政治性话语的戏仿和挪用，使叙述幽默化。《玉米》在说到支部书记王连方利用权力公然奸淫村里的许多有夫之妇时，有这样的叙述：“关于王连方的斗争历史，这里头还有一个外部因素不能不涉及。十几年来，王连方的老婆施桂芳一直在怀孕，她一怀孕王连方只能‘不了’。施桂芳动不动就要站在一棵树的下面，一手扶着树干，一手捂着腹部，把她不知好歹的干呕声传遍全村。施桂芳十几年都这样，王连芳听都听烦了。施桂芳呕得很丑，她干呕的声音是那样的空洞，没有观点，没有立场，咋咋呼呼，肆无忌惮，每一次都那样，所以有了八股腔。这是王连方极其不喜欢的。她的任务是赶紧生下一个儿子，又生不出来。光喊不干，扯他娘的淡。王连芳不喜欢听施桂芳的干呕，她一呕王连芳就要批评她：‘又来作报告了。’”把王连方对村中妇女的奸淫说成是“斗争”，把施桂芳的干呕说成是“没有观点，没有立场”的“八股腔”，把王连方对老婆的讥讽说成是“批评”，通过王连方的口把施桂芳的干呕说成是“作报告”，这都是在用那时所流行的庄严的政治性话语来说明奸淫和妊娠反应一类的生理现象，让人忍俊不禁。《玉秀》这样叙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的儿子郭左：“郭家兴玉米他们一下班，郭左又沉默了。像他的老子一样，一脸的方针，一脸的政策，一脸的组织性、纪律性，一脸的会议精神，难得开一次口。”用“方针”、“政策”、“组织性、纪律性”、“会议精神”等来形容郭左的表情，也让人哑然失笑。这种对那时代流行性政治话语的巧妙“挪用”，在产生幽默感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毕飞宇小说在运用这类政治话语时，语气里有着明显的调侃。毕飞宇以对那个时代流行性政治话语的妙用，调侃了那个时代的得势者，更以对那个时代流行性政治话语的妙用，调侃了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