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6)11-0004-08 成长小说，虽然曾经得到过巴赫金等人的已成经典的解说，但从字面上看，似乎无须过度诠释，顾名思义，它就是叙写成长的小说，即记述人物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身心所经历和遭遇的小说。把成长小说理论进行固化的原教旨式的理解，反而容易导致更为严重的格式化和俗套化，从而影响我们对这一类小说的多种可能性的衡估和开掘。如果按照西方评论家所给定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巨人传》、《痴儿历险记》甚至《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标本来衡估这一类创作的话，成长的完整性和“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亦即“不得不成长为”“新人”① 的概念就很容易束缚成长小说新的文学视界的拓展。即便遵照巴赫金所归纳的五类成长小说——纯粹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与年龄保持着联系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传记型小说、训谕教育小说、现实主义的成长小说——也很难在中国语境中找到完美贴合的例子，如果非要死抱着权威观点不放，我们的研究与评论就有可能丧失对于文学现场的有机的鲜活的创造性参与功能。 因此，在参照国外理论的同时，对于中国式的关于“成长”的文学反应，对于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源流与现状，我们理应有自己的探析和评说。 在生活中人们习惯性的理解里，“成长”一词，伴随着从童真到青春的“常态”，往往意味着“天天向上”并“欣欣向荣”的过程，是人从小开始，身体和心智的慢慢健全，直至长大成人，显然这里不仅是生活伦理的积习成德，还含有习以为常的“正确理解”。但是，在这常态背后，一般都隐藏着过来人观察、欣赏和审视下一代的眼睛，蕴含着溺爱、嗔怪、期盼和自得的情感因素，终究是一种成人对未成年人的照耀。这犹如身高所带来的视角的高低，客观上造成的效果是：对成长主体来说，成长，更多的是被看管的价值外在的体验，没有多少“主语感觉”，是为满足社会的普遍要求或者家长的规约，最符合日常生活伦理意愿的尺度就是“我成长，但是长成你们希望的样子”，向着给定的榜样仰视着成长，于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跟巴赫金所说的“不得不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相比，这就不仅仅具备了被动性的前提，更显现出了只要成长就必须要遭受公共模塑的境遇。 而文学，在观照这一现象的时候，却总是从变量甚至是从非常态的背景和经历切入成长，首先就要试图找回个性，执拗于“我成长”。在我们所能想起的成长小说中，那些被给定的价值，几乎成为成长叙事中或者被尽量掩饰和羞于表达的东西，或者被作为对立面而尽力要抛却的负担，甚至构成成长主体逆反式自我塑造的动力。那些形象总是从反叛开始，动作性很强，再经历挫折和痛定思痛，由精神的不羁到沧桑历尽而正视生活的教训，无论后来走向精神的强大自足还是归于妥协，小说的基本架构总是成长主体与外在影响相互较量的挣扎史，往往落归于某种群体信念或者集群生计，最终仍是回到被感召、被照耀的轨道。 中国式的成长小说，它所涵盖的成长过程具有特殊性。有两种现象值得我们玩味也堪可思量：一是，在生命起点上与西方没有太大差别，而在终点上则极其模糊，有着明显的“成长期延长”的特色，西方在年龄上传统的“成人”仪式完成之际，我们的个性成长可能刚刚开始，我们拥有相对晚熟的成长，似乎青春期没完没了，这一点，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已有一些带有“晚熟的成长”性质的经典性作品；二是，无数的作品可以作证，在20世纪的前八十余年漫长的小说史中，中国式的成长故事、记忆和想象呈现出驼峰状，在童年和少年之间曾有一个丰饶地带，青年时期则又是一个高耸的山陵，少年至青年的成长形象虽然大量充斥，但概念化、平面化作品居多，到了近二十年，我们的成长小说则在这一薄弱区域出现了疯长、隆起、文学品质远远高过两头的势态，盛大狂欢之景至今不见消遁迹象，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佳作最集中的领域，甚至可以看作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最为壮观的制高点之一。 在笔者看来，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80年代中期之前的成长小说，基本上是从非常态的历史思潮背景中汲取个性成长的力量，“幻灭”——“动摇”——“追求”的历程清晰可辨，并逐渐显现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从热情过剩的忧郁、彷徨到热烈有余的抉择、歌唱，充盈了成长的“现代性”。正是这种成长小说，一方面使得“个人性”与“历史”通过主人公的成长达成了既对抗又共生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更让“成长史”成为社会变革史或者说“历史大事年表”的文学注解。但是，其细微之处仍然布满了成长的纹路。 事实上欧美的成长小说，也经历了从“完型”的成长小说到“在路上”(“成长中”和“成长状态”)的转型过程。在中文版西方理论家的著述里，我们可以找到弗朗西斯·约斯特、艾布拉姆斯、巴赫金等人关于“成长小说”的诠释，以及国内对此素有研究的专家的界定②，无论表述上叫它“教育小说”、“修养小说”还是“发展小说”、“塑造小说”等等，其理论上有较为系统化的趋向。其过程则已经绵延了三个多世纪。 中国的成长小说其实也经历了并不短的创作历史，如果从《西游记》算起，则比西方还早两个世纪。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西游记》读作成长小说。更有许多令人佩服的聪敏读者已经感觉到了其中的成长况味。笔者见过一篇趣文，作者把《西游记》完全读成了“青春成长”作品，头头是道地从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成长中分别读出了前青春期的英雄主义、青春期的个人享乐主义、后青春期的自我修炼③；甚至有一篇颇有影响的网络文章认为：“孙悟空，显然是一个民间精英成长的典型版本。”④ 这显然是从“教育小说”的维度所进行的理解。但是，《西游记》的成长小说价值应在它的背面：从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再到孙行者直至斗战胜佛，他的精英之路是逐渐消匿天真快乐的猴性(童真)的过程，取经之路上数度被肉眼凡胎的唐僧驱逐，其内心的煎熬、瞬间的迷乱便是成长小说的最为动人之处，每当孙悟空变成了一个爱哭的孩子，都是在向成长的原发地进行渐行渐远的苦涩的诀别。自由纯真，这个至美的性情，因为可爱的虚荣好胜心的引诱而落入劫数，最终被当作了妖怪，被天神排压、被佛界和师傅的咒语惩罚直至根除，七十二变的自由完全成了抗过八十一难的工具。他被管束着的成人仪式终止于“成佛”。终成正果的故事是完全可以反过来读的，是内在个性的被迫妥协史加上天性之火的自我扑灭史。正如笔者所看到的关于《西游记》一篇短文所透视的——“有一种成长叫‘悟空’”⑤。孙悟空的成长之路和成长代价亦完全可以作为一代代青少年成长的隐喻。如果说我们非要找到一部中国成长小说完成版杰作的话，那么，《西游记》是再合适不过了。哪怕是按照西方成长小说的套式，无须管它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从成书年代看还是从成长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内容与形式的整体统一来说，《西游记》都应该是此项的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