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近代中国发展最快的现代都市，也逐渐形成了上海独特的文化形态与内涵。1904年，蔡元培等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了题为《新上海》的社论，对上海的地理位置作了生动的描绘，并感慨：“美哉上海，何幸而得此形势！”① 由于面对浩瀚的大海、背靠长江三角洲平原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上海在近代中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小渔村的上海浦，至南宋末年正式设置了上海镇，到元代始设立了上海县，清康熙二十四年上海正式设立了江海关，雍正年间上海逐渐成为苏州、松江、太仓三个地区的行政中心。清嘉庆的《上海县志》载：“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② 虽然上海为东南之都会已得到了认可，但由于清政府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港口远远落后于广州、厦门、宁波等城市。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抵达上海，宣布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给上海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移民城市，成为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的商品集散地，上海文化也在都市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诸多因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商业文化的确立是上海文化形成的基础。开埠以后的上海，英国领事巴富尔将上海县城以北的外滩一带建立了第一块租界。接着，法租界、美租界等相继在上海建立。租界内实行治外法权，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获得了特权、提供了便利，也为资本主义在上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治外法权租界的存在，外国工商业资本纷纷来上海投资，外国的轮船公司、造船厂先后在上海出现，外国的银行、煤气公司、电话公司、电厂电光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先后在上海建立。这刺激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至辛亥革命时，上海新创办的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已达到112家，到1928年已跃升至1229家③。至19世纪末，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商业、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一个畸形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现代商业大都市。租界先进便利的生活设施、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比较安全的化外之地等，使得诸多华人纷纷迁居租界，形成了华洋杂居的状况。由于上海逐渐成为了一个移民城市，外地的移民纷至沓来，外国的移民纷纷迁入，上海市区的人口激增：1852年由开埠前的20余万增加到了54余万，1910年增长到128万，到1921年时，已经超过150万④。都市人口的激增，为上海作为商业化都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⑤，确立了上海文化所具有的商业文化的特征。 其次，外来文化的引进是上海文化形成的新质。开埠后，外来文化加快了在上海的传布，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外国文化文学著作的翻译、洋学堂的建立与教育等，使上海在外来文化的传入与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上海文化中西合璧的特点。 上海开埠以后，为西方传教士的进入提供了便利，传教士麦都思、文惠廉、裨治文、林乐知等先后于1843年、1845年、1847年、1868年抵达上海。在传教的过程中，也传播着西方科学与文化。傅兰雅参加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三十余年，在与诸多中国学者的合作中，翻译了139部科技著作，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等诸多领域，还编辑了《西国近事汇编》、《格致汇编》等科普刊物。他谈到西书翻译时说：“考中国古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侔；若欲通变全国人性，其事甚难。如近来考取人才，乃以经史词章为要，而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目睹华人得其大益。”⑥ 据统计，1843年到1898年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561种，其中上海出版的达434种，占77.4％。从质量上看，无论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影响很大的，带有开创意义的，几乎都是在上海出版的”⑦。 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⑧ 国门被打开之后，上海的学者、翻译家等纷纷开始翻译外国文化文学著作。1869年上海华草书馆翻译出版了英国班扬的长篇小说《天路历程》。1871年王韬翻译了《普法战记》。1872年4月《申报》连载了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汉译的第一部分，取名为《谈瀛小录》。1873年至1875年文学期刊《瀛寰琐记》连载了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静轩居士翻译的日本小说《江户繁昌记》。在近代上海的翻译史上，严复与林纾的成就为最，在甲午国耻的刺激下，严复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思想，1898年后他翻译出版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西方八大学术名著。林纾自1897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逸事》后，与人合作共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70余部。1906年创刊的《月月小说》和1907年创刊的《小说林》为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提供了重要的阵地，这两大刊物发表的翻译小说占其发表作品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除此以外，周桂笙、周瘦鹃、张碧梧、陈冷血、俞天游、包天笑等都是当时颇有声望的翻译家，均有翻译作品发表在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五四”以后，更是加快了对于西方文化文学作品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