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雅俗，融汇中西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6)06-0011-06

      在我国的古老的传统观念中，居乡者为乡民，城居者即称市民。但在现代意义上的“市民”与上述这一古老的传统概念是不同的。与“国际接轨”的市民的概念是指城市自由民或公民而言。从乡民或传统观念中的市民转变为城市自由民或公民，他们应该将世代繁衍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家族意识，转变到以社会群体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中来。他们要有义务和权利的观念，例如市民要有纳税的义务，然后才能得到纳税人应该享用的权利；他们要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中去，要从家庭之私转变为社会群体之公，去参与市政，热心公益。为了有别于古老传统概念中的“市民”概念，我们称这种城市自由民或公民为“新市民”。“新市民”首先是在那些工商业兴盛的通商口岸萌发，正因为经济发达、市政管理皆参以西法，犹如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教授人们如何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培育新市民意识。而在科举制度废除后，这些地区的新式教育又几乎一统天下。先进印刷术的引进，信息网络的密集，新学影响的扩大，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声光化电等“实学”风行，西学成了“显学”。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云蒸霞蔚则成了向中下层市民开放的启蒙教科书。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促进都市谋生者的自身素质。而新市民的核心制导力量则是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者。以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为界，受新式教育人数激增：“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638884人，到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1916年，根据教育部统计，“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已达3974454人。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文学运动前夕中国学生总数为5704254人……北京聚集了中高等以上学生25000人。”[1] (P2-4)到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统计，上海适龄儿童入学率为59％，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为30.88％[2] (P135)。在20世纪30、40年代，一个在新型知识群体影响下的庞大的新市民阶层，不仅在大都会中形成，同时通过大都会的辐射，新风也影响和遍及中小城市。

      这些新市民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上亦会有所演进与更新。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他们对新文艺是会有一定的倾向性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将文学功能视为一种业余时间松弛自己神经的消闲品，或调节身心的高尚娱乐。既然是消闲与娱乐，往往会“唯兴趣是尚”，因此在他们的脑子里文学不分新旧，只要能与他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产生感应交流的作品，他们都能接受。张恨水等人的作品颇合他们的胃口，而像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也在他们的视界之内。但是20世纪40年代文坛上又新出现了一种超越雅俗、融汇中西的小说，犹如新文学的通俗版，或是引进外国通俗模式的洋为中用版，更使新市民们趋之若鹜。其中的代表作家就是出现在沦陷区上海的张爱玲、重庆文坛的徐、西安文坛的无名氏。他们当年的作品皆可排在畅销书之首，出尽了风头。他们的成功经验是很值得总结的文学财富。

      张爱玲最善于将古、今、中、外、雅、俗的文学味汁成功地调洽融汇在她的作品中，形成她小说的独一无二的情韵，使她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许多新文学作家在童少时代也钟情于通俗小说，可是当他们逐渐成长时，当他们接触外国的优秀小说与本国的新文学作品之后，就逐渐将中国的通俗小说看成是低档次、甚至是低级趣味的“垃圾”，从此断绝了“昔日的友情”，去做一个“高尚的人”。接踵而来的是产生一种“门户之见”，他们是不会像张爱玲一样带着自己的“两炉香”去拜访周瘦鹃的，即使是过去曾经找过，即使后来并“不以为耻”，至少会将它看成是一种“童稚举动”。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与他们的作品有所不同，且形成自己的个性，其原因之一是在于她“一贯”地“不耻下问”。她坦然地去找周瘦鹃，而且带着一种虔诚的敬意。她没有找错门。应该说，周瘦鹃是一个有眼光的编辑，也是第一个正确“评张”的评论者。

      在这“第一位评张者”的笔下，不仅指出她作品所受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而且还将“天才”、“高明”等高规格的评价词汇献给了这位刚想步上文坛的女性，而且看到了她的“别致”和“特殊情调”，为张爱玲的“一炮打响”发挥了推助力。张爱玲没有门户之见，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有香港大学读书的背景，英文程度高，读过许多外国小说而自以为“高人一等”，她除了喜爱优秀的新文学作品之外，对张恨水、朱瘦菊、毕倚虹等通俗作家的作品也是极为赞赏的。所谓“不耻下问”的“下”，并非低下，而是处处关注中下层的民情，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市民社会。她甚至对知识精英往往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小报也极感兴趣。小报被有些人视为是低俗不堪的东西，看此类媒体无疑是自跌身价。可是张爱玲却有不同的看法：“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的、做梦的人，却是最普通的上海市民，所以我看小报，同时也是觉得有研究的价值。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张爱玲以为“读报纸的文字，是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来的。”她发现小报有“研究的价值”[3] (P292-293)。

      张爱玲的对通俗作品和都市小报喜爱和研究为她提供了丰富而有用的资源。王德威所说的“张爱玲即是自鸳蝴派汲取了大量养分”[4] (P373)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而夏志清则有更进一层的发挥：“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的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5] (P373)的确，张爱玲笔下的小说大多是中国人的俗世的人生与俗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