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11—0123—05 论及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级作家鲁迅和茅盾可谓居功至伟。其功绩可以从多方面作出论证，仅就他们联手合作、配合默契，合力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发展的角度看，就有不同寻常的作用与影响。鲁迅和茅盾的联手，是当时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作家的联手，其紧密合作，对前进的左翼作家产生无形的感召力；其联手出击，则对于文坛的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构成强大的冲击力。当时的国民党报刊便惊呼：鲁迅和茅盾已成为左翼的“两大台柱”，其“雄图”是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1]，因而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而前进作家却因此受到鼓舞，纷纷投身左翼，遂有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态势。回顾这一段文坛佳话，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这两位作家思想倾向与个性气质大有助益，而探讨他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联手合作的成因与所作的贡献，诸如共同的思想基础、纠正“左倾”文学偏向的一致意见、在反“文化围剿”中的协力动作、扩大左翼文艺阵地的共同态度等，则对总结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联手基础：“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惊人一致 早在20年代，鲁迅与茅盾就是惺惺相惜的文坛知音。鲁迅的《呐喊》出版不久，在受到普遍赞誉的同时，也出现不和谐的批评声音。当时身为文艺批评家的茅盾发表《读〈呐喊〉》一文，对作品予以高度评价，产生重大反响，可见他们日后携手共进，是有深厚根基的。他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取紧密合作态度，就取决于文学思想上的一致。“左联”成立前期，他们由于各自的原因卷入了“革命文学”论争，但他们对革命文学的理解，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极左倾向的批评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为他们联手推动左翼文艺运动发展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1928年1月25日，作为倡导革命文学的刊物，创造社的《文化批判》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接着又在第二号上发表了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等文章，对鲁迅、叶圣陶等作家予以点名批评。不久，他们又升级为对鲁迅的围攻，嘲笑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认为“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尽头”，甚至嘲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性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应该说，在“革命文学”论争的初期，其主要批评对象是鲁迅，但茅盾还是卷入了这场论争。他于1928年初撰写的《欢迎〈太阳〉》，在赞赏革命文学的同时，也对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排斥一切“旧作家”的思想，对革命文学的议论趋于偏激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反映出他对当时文坛某种倾向的忧虑。事实证明，这种忧虑并非是多余的。后来茅盾自己也被创造社作家当作“小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为此，他接连写出《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文予以还击，表达自己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综观革命文学论争的核心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对此，鲁迅和茅盾各自发表了意见，显示出同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原则分歧，而他们之间则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倾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文学要为革命服务，但革命并不能代替文学，仍须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他们认为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原是不错的，一切前进的作家都必须为之而努力，但那还只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对文学的期望。过去的文学家误于“文以载道”或者视文学为消遣游戏的玩物，文学自身的独立性都是强调不够的，革命文学的倡导也切不可只讲革命不讲文学。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中，集中批评了“左”倾错误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批评某些人的宗派主义和脱离实际斗争的空谈。在论述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时，鲁迅提出了“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是文艺”的著名观点，对忽视文艺自身的特征，片面解释文艺宣传作用的错误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茅盾早期的文学论文《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未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就提出过文学的独立性问题，批判过“文以载道”和消遣游戏文学观，因此当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将革命文学完全看成只是“革命”问题时，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文以载道”的老路，也给予了严厉批评。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特别强调，革命文学作品应防止走上“标语口号文学”的歧路，无异为革命文学注入了清醒剂。 二是革命文学要注重文艺创作技巧。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强调，真正的文学作品“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并在《文坛的掌故》中对那些“革命文学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照搬外国经验的现象予以批评。在后来写出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里，又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评述。他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在这方面，茅盾也有大体相同的论述。针对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写的一些自称为普罗文学的，人物大都是概念化的作品，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指出，将国外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移植到中国来是值得怀疑的，至多是个“待试验的问题”。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我们文艺的技术似乎至少须先办到几个消极的条件——不要太欧化，不要多用新术语，不要太多象征色彩，不要以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2] 这一些，都是对当时革命文学理论的错误倾向及其产生根源的中肯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