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11—0116—07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外来思想和文化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入，对进步思想文艺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为中国左翼知识界和革命文学形态的形成与确立提供了雄厚的精神资源，并与中国现代文学内在的驱动力——“中国体验”——一起，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一、“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俄罗斯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的源头，与“十月革命”一起，激活了中国作家的革命想象，这对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至关重要。当中国革命现代性追求的动力几乎被中国内部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消耗殆尽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不但从外部给中国输入了新的革命力量，而且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版，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等的认识，糅合了俄罗斯传统思想的精髓，比如实现社会正义、人类和人民的兄弟情谊等思想，并为人类描绘了一个阶级国家消亡、平等和谐的乌托邦世界。[1]对于中国文艺界而言，在传统文学资源和“五四”文学革命力量日趋衰竭时，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艺为五四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中国翻译界对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作家、文艺理论的译介，使中国作家触摸到了俄罗斯文学与思想中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对人的独立性的思考和反奴隶主义的革命传统，这种新的文化体验、文学交流给中国作家以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创作冲动、探索欲望和创新动力，使他们在独创性的模仿中把文学和现实尤其是革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为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或者说，中国左翼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尤其是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为基石发展起来的，它的发生应该追溯到五四作家走出“科学”、“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启蒙思维模式并从俄罗斯文学中发现马列主义革命现代性模式开始。因此，这里的首要问题是关注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和认同。 俄罗斯文学大约是在19世纪末[2](P.1)、20世纪初由中国翻译家通过德、英、美、日等语言转译过来的，如林纾翻译托尔斯泰的《罗刹因果录》、《社会声影录》、《路西恩》、《人鬼关头》、《恨缕情丝》、《现身说法》、《高加索之囚》等作品。不过，这些早期的译品，名为翻译实为改写，其中“谬误太多”，与原文相比可谓面目全非、精神迷失，很难称作严格意义上的“译著”。[3](P.299)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时期，中国文艺界出现了译介俄苏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这种情形才有所改观。早期新文化人，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茅盾、沈泽民、郑振铎等，都与俄苏文学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如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为中国读者热情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新文学作家通过译介、研究俄苏文学丰富了自己的创作和理论修养，不断促进新文学的发展，也促成了进步青年通过文学认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兴趣和爱好。这种情形正如茅盾所描绘的那样：“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和兴趣。”“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的进步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和在青年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成为一种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便是：通过文学来认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4]反过来，这种运动又促进了俄苏文学更多地被译介到中国来。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的不完全统计，1917年至1927年间，我国共出版译著225种，其中俄国作品65种，占了总译作品的30％，[5]是各国中最多的，可见俄苏文学地位之重要。另外，当时出版的报刊、杂志基本上都发表过俄苏文学的译文，如《小说月报》还出版过“俄国文学研究”专号，贡献和影响在当时都是非常显著的，实际上，这些译文太多了，简直难以记数。到了30年代，译介俄苏文学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最凶猛的潮流，无论翻译者或被翻译者，都是彼时最多的，因此，作家在创作时自然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从“五四”文学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换过程中，可以说到处都存有中国作家“俄苏体验”的印痕，而这些作家的俄苏体验显然有力地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发生”。中国知识界俄苏体验深入扩展的契机是中国国情和俄国国情的惊人相似。关于这一点，许多思想文化界人士在20年代初就已经注意到了，例如周作人曾就此问题于1920年11月8日在北京师范学校及协和医学校做过一个演讲——《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演讲的本意就是想说明有许多俄国文学的背景与中国是相似的，提醒中国文学界注意研究俄国文学发达的情形与思想内容。该演讲受到了文艺界的重视，先后刊载于1920年11月15日至16日的《晨报副刊》、1920年11月19日的《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号和1921年5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俄国文学研究》专号转载时，记者“志”云：“此篇本是周作人先生的演讲稿，在《新青年》上登过；我们因为这篇文章的价值便在这里重出也是有意思的，所以特转录了过来。”[6]这里，记者所谓的“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周作人运用了泰纳、勃兰兑斯等人的新学说、新方法分析了中俄两国文学的差别及其原因，[3](P.279)还在于他由俄国近代文学多主张“为人生”的特点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6]事后看来，周作人的预言是非常准确的，他预见到了中俄之间文学交流的意义、效用；而周作人的演讲一再被转载这一事实，则反映了中国文艺界对俄苏文学求知心切的心态。等到了鲁迅以及更为年轻的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成员这里，俄苏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被广泛接受、借鉴和模仿了。于是，俄苏文学成了可以为中国思想界尤其是青年提供“切实的指示”的文学，其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导师形象越来越明显，而日本则沦为中国知识分子“俄苏体验”的一个重要“介体”。 二、“俄苏体验”的多种可能性 俄苏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深层影响在于中国作家以学生身份的“俄苏体验”上，这种“体验”并非文学译介和阅读意义上的双向文化交流。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文化交流，交流是双方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进行的是单方面的俄苏文学“输入”，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的“输出”，中国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逆差”。当然，如是说并不等于否定中国左翼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主体性，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左翼文学发生过程中，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中国作家体验俄罗斯民众的“感受”存在多种可能性，至少可以表现为以下诸多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