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本期发表的3篇左翼文学研究论文，分别涉及到鲁迅、茅盾、丁玲以及中国现代作家的“左翼体验”。刘思谦教授在重新阅读丁玲后发现，在丁玲长达50年的创作中有一个近乎“规律”的现象：“某一时期的作品明显不同于下一个时期，而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与上一个时期不同而与上上一个时期相似的作品。”这种阶段性和循环性体现了丁玲创作与左翼文学兴衰的那种“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陈红旗先生论述的是一个发生学问题，即在中国左翼文学发生时“苏俄体验”的作用。他确认了这种生存体验的“个体”性质及所内含的多种可能性。陈桂良先生则以翔实的资料，再次回顾了鲁迅和茅盾在左联时期的历史作用。 左翼文学研究在受到十数年冷落后的重新抬头，即使就现代文学学科内部的平衡而言，也是一件好事。但在重新研究时追问并厘清自己研究的前提和框架，也是十分必要的。也许这是我们每个研究者都需要加以留意的。张宁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6)11—0104—12 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这里所说的左翼文学，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文学。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是文学主潮，在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尤其是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以“工农兵文学”的新命名被规定为解放区文学的发展方向，在1949年建国以后又被新政权规定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唯一正确的文学①，纳入了政治/文艺一体化的政权体制之中，成为大一统的一元化的唯一具有生存权利的文学。直到1979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左翼文学在经历了30年代主流文学、40年代解放区工农兵文学、“十七年文学”(1949-1966)和“文革文学”(1966-1976)这几个实践阶段之后走向终结。这是一个漫长的由最初的社会的与历史的部分合理性而一步步推向极端最终失去了合理性而导致消亡的文学思潮发展演历过程。回顾半个世纪左翼文学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的一种文学思潮，左翼文学不仅持续的时间最长，而且在文坛的地位也随着政治的演变而节节上升，由主潮文学而主导方向的文学再到由政治权力做后盾的定于一尊的唯一的文学，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这衰落的开端，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即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这是经陈伯达、张春桥多次修改，毛泽东亲自修定审批后，以中央文件批发全党、全国。“《纪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历次政治运动中左倾错误的集大成和水到渠成的发展。”[1]《纪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即“十七年文艺”，说成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黑线，并列出了“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统称“黑八论”，予以声讨、批判，揭开了“十年文革”对作家、文艺工作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序幕。《纪要》的实质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全盘否定五四及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的成就，以极左的面貌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根棍子将新文学的“左和右”放在一起一棍子打死，造成了“文革十年”中文艺的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种发展到极端的被称做极左思潮的主要是一种极权专制的政治思潮，与早期的左翼文学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由于其极端的政治功利化对文学的强制性劫持而走向了文学的非文学，连带着使左翼文学的合理性受到全面质疑与否定，直接促成了左翼文学的一蹶不振、盛况难再。这样，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次政治大变革出现时，另一种被长期压抑的属于“五四”启蒙话语的“人的文学”便得到了生机勃勃地发展。 丁玲一生的创作便和这种左翼文学的演变衰落过程发生了宿命般的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和困惑，她的成就和局限，乃至她政治上的悲剧命运，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以及它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现代小说史家杨义在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丁玲定位为“左翼文学的女性开拓者”[2]，只是丁玲的开拓之路上后继者寥寥，屈指可数的左翼女作家如30-40年代的冯铿、白薇、关露、葛琴、白朗、草明以及50-60年代的杨沫、茹志鹃、刘真等由于种种原因在写出一些数量不多的作品之后便从文坛上淡出了，唯有丁玲一人经历了左翼文学的各个阶段，而且除了1955-1979年间由于政治上的厄运被剥夺了创作权利之外，她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代表性作品出现。丁玲是女作家中唯一一个将她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维持到最后的人。在与左翼文学的关系中，汇聚了她创作里程上的甜酸苦辣，她人生道路上的恩怨沧桑，她对左翼文学的情感也是一言难尽、欲说还休。这个现象本身已经超出了女性文学和左翼文学、超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意义而具有20世纪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意义。本文拟由丁玲文学文本的解读入手，以性别/权力为视角解读丁玲与左翼文学的关系，并期待透过这样的解读得出一些关于女性文学与左翼文学、关于政治与文学、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启示。 两组作品与两种写作身份 丁玲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留下了大量作品，如果把这些作品按照时间顺序读下来，就会发现一种明显的阶段性和循环性，即某一时期的作品明显不同于下一个时期，而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与上一个时期不同而与上上一个时期相似的作品。② 如此跨越时间段的跳跃的阶段性，就大而化之的分期分组来看，至少有六个时期的两组作品，在2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这个纵向的时间轴上跳来跳去。我在这里暂且把这两组作品分别命名为A组与B组，便可看出这样一个独特的丁玲创作的演变轨迹： (1)北京上海早期(1927年-1930年)：A组。 (2)北京上海后期(1930年-1936年)：B组。 (3)解放区早期(1936年-1940年)：B组。 (4)解放区中期(1940年-1942年5月)：A组。 (5)解放区后期(1942年5月-1949年)：B组。 这里有两点说明：一、北京、上海后期与解放区早期这两个时间段的作品，虽然出现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却有大体上的相似性，没有出现跳回到上上一个时间段A组的作品，但是考虑到这两种B组作品之间也有一些区别，所以没有把它们合并到一个时期的作品内。二、建国后“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由于丁玲1955年以前忙于繁重的文艺领导工作和频繁的出国访问、讲学等活动，也由于1955年起丁玲被强加的两个反党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与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一个右派分子帽子以及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取消原级别，并在多次批斗后于1960年下放北大荒汤原农场，1966年转宝泉岭农场批斗并关进“牛棚”抓进监狱等遭遇，在长达24年的岁月里，丁玲除了在1955年以前有一些散文、报告文学、讲话稿、通讯、批判文章外，仅有两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选载)及《粮秣主任》发表，基本上是一段漫长的创作空白期，故在此排除不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