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在当代中国文学界是一个争议最大的人物，这无疑是因为他的《废都》。《废都》的销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广，引发的争论如此之剧，这可能是上个世纪末最大的文学事件。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事件频仍，但只有《废都》是文学界自发性的事件，其他的力量不过推波助澜而已。自《废都》之后，贾平凹还有多部作品问世，但反应并不热烈，相反受到相当程度的冷落，人们开始疑心贾平凹是不是江郎才尽，再也无所作为了。但在二○○五年，贾平凹的《秦腔》还是让评论界吃了一惊，这种手法，这种笔法，这种文学观念，令人惊惧不已。贾平凹还是宝刀不老，游刃有余。从《废都》到《秦腔》，中间是省略号，倒不是因为中间的作品没有什么分量，而是因为这两部作品本身构成一种对话关系，贾平凹肯定是站在“废都”之侧哼起了“秦腔”，他既不能忘怀《废都》，又深知《废都》的利害关系——那样的历史遭际还记忆犹新。两部作品如此巨大的差异，真让人疑心他是反其道而为之。重读一下《废都》，再看看《秦腔》，这可能使我们对贾平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法有更深的了解。 一、《废都》的历史误置与批判性情境 如果说到本土性或民族特色，贾平凹无疑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本土性或民族性在文学价值评价方面并没有多少优先权，其优越感不过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心态在作祟，是那种既要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作为参照，又要以自己的所谓文化特殊性来获得承认的把戏，本质上还是承认的政治在起作用，并无真正平等客观的文学态度。文学就是文学，所谓的本土性或民族特色也只能是在文学性的构成的整体中去认识，也就是说，它在构成文学性方面可能起到的真实有效的积极作用，而不是为了民族性而民族性，为了本土性而本土性。讨论贾平凹的本土性只是指出他的文学特征，而不是强调他的本土性在文学性上的优越性。如此看来，本土性只是贾平凹的一个特征，也应该是贾平凹的一个特征，既不应该被抬举，也没有必要被贬抑。但是，贾平凹的文学写作却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力量或者错位。 贾平凹的小说很有地方的乡土味，他谙熟民俗风情，他的文化品味趣味限于此，当然，这是他的长处，这种文化不是外在的概念术语，或者一些可识别的标识，在他的作品里非常恰当地融化为那些风土人情。 早在“寻根”时代，贾平凹就已崭露头角，以他的“商州”地域文化，以那些“山野风情”而引人注目，名噪一时。他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以实录笔法，寻常道来，游龙走丝，下笔成形，倒是别具一格。那时的文坛，为“本土文化”所困，都竭尽全力，去寻民族的生存之根。有寻“优根”者，有寻“劣根”者，以期响应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和国内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诘难。当然，归根结底是对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做一番文化上的通盘考虑。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擅长做这些宏观雄伟的思虑，纵横古今，坐而论道，以天下为己任，文学当然也是经国之大业。贾平凹偏居西北，有地利之便。那时他也煞有介事查录十八本商州地方志，发现商州历史悠久，出过“乌骓马”，虽是胯下之物，毕竟“追风逐日”；更有米脂貂蝉，绝世佳人，风流韵史，看来是源远流长；玉环客死马嵬，这又是文化丰厚之佐证。这显然是贾平凹为自己壮胆，那是他早就了然于心的文化，何以还要查阅典籍？贾平凹这才有理，责怪世人，何以不管商州地理内情？有这些“文化”垫底，商州地界的寻常琐事，自然浸含文化的原汁原味。贾平凹这时才领悟到他的那些“地缘文化”占据有利地形，可以出奇制胜，比人技高一筹。 实际上，现在看起来，贾平凹比那时的寻根派要更高明些，他并不把文化当作全部，文化只是他的一些原料，一个背景。他的小说一开始就奔“性情”而去，他要在性情中流露出民俗风习，要在风土人情中展现出人性。贾来凹一开始就没有让历史断裂，没有在文化寻根与新时期的文学人性论之间断裂开来，只有他弥合了两个时期而没有沦为落伍者。这就是贾平凹，既聪明过人，又偏执顽固。有文化作底蕴，原来被认定为封建落后的那些现象，现在已经没有进步尺度作为压制，贾平凹借助地理风情，下工夫去发掘那种文化状态中的人们的心灵美德，高尚情操，同时细致刻画那些偏离道德规范的野情私恋。要强调正面道德化的意义，那就必须在强调道德的纲领下来进行，贾平凹一开始就精通写作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一开始就使贾平凹的写作在“性情”中游刃有余，而且充满了含蓄的暧昧性。 读读贾平凹那时的作品，都是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下充分表现男女性情。天狗(《天狗》中的人物)三十六岁尚未娶妻成家，对师母情有所钟而想入非非。不想师傅中途遇难，瘫痪在床，师傅做主让天狗和师母结合，而天狗勇敢承担起一家人的义务，却并不完成多年的夙愿。在对性的努力压制中，细致委婉地展示了性的意识和各种心理，同时道德升华也得到充分完善的表现。师傅以自杀成全了天狗和师母，又一次给性的话语提示了道德的背景。 《逛山》中的那个柳子言，则充分表现了性的话语如何向着怪诞一方发展。这个年轻英俊的风水先生类似古代民间知识分子。他对四姨太一见钟情，想入非非，却没有行动，与其说他怯懦，不如说他更偏爱沉迷于性幻想。他的行动无力，愚蠢，甚至被人打断一条腿，他唯一一次挺身而出却又被下人愚弄。然而，作为一个幻想狂，他的想象却细致而美妙。他对性诱惑的逃避，恰恰给性诱惑的细致展示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这个幻想的主角，期待诱惑又逃避诱惑。这个满足于幻想的性焦虑者是贾平凹叙事的理想主体，由此既展示了“山野风情”那些超越文明生活规范的性情景，又给这一情景蒙上了一层温馨而感伤的面纱。这些关于性焦虑和性幻想的故事，又由于地缘文化转而变成对“人性”的探索思考和追溯之类的宏伟叙事。 这种性情总是打上了风土人情的烙印，以至于贾平凹要把它们推向更具乖戾特征才能显示出它的独门家法。那个五魁从十六岁开始干背新娘的角色，这使年纪轻轻的五魁过早地开始了性焦虑和性幻想。遭土匪抢劫却为能与新娘相拥为伴而感到庆幸，捏一双女人的小脚“浑身的血管就汩汩跳”。挺身而出救出新娘，理由是新娘是“白虎星”(这又是性话语)，乃至于土匪唐景也是一次乱伦的结果。性的话语支撑着故事的源头和各个关节。在后来的岁月里，五魁在柳家大院扛活，为的是能体味少奶奶的音容笑貌。与对女性温情脉脉的幻想相平行的虐待女人的叙事也在展开，它映衬了五魁性幻想的美好和精神之高洁。终至于五魁救出女人，在山野同居。然而，面对着性诱惑道德感却又油然而生，一个血性男子居然对活生生的心爱的女人退避三舍。在道德上成全这个性焦虑者是必要的，这是性的话语更加详尽更加乖戾地向前推进的必要条件。果不其然，这个菩萨一般的女人却压制不住如火的性欲，偷偷在干着与狗交媾的勾当，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当然击碎了五魁的道德感，女人也以身殉情(还是殉德)。贾平凹的性情在“文化”的怂恿下，必然向着怪诞和病态发展，非如此不能有文化。文化是什么？不就是文明的病态部分以及对病态的治疗吗？这就是弗洛伊德的观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