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登上文坛二十余年来，各家报刊的评论很多。据路晓冰《莫言研究资料·附录》统计，至少也有三百五十篇左右①，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散落于地方性大学学报、文艺杂志或网络上的文章。如果算上作家出道前的一些评述，或出名后国外汉学家的介绍、评论，那数量将大得惊人。根据我初读的印象，无论批评家出于什么想法，都会按照自己的眼光对这位作家创作的优劣做出评价，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评价中都包含了某些文学史定位的成分。我们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思潮对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冲击，远远超出了人们当年对“未来”的预计。文学的分裂，加剧了创作和批评的分裂，使关于莫言创作的评论经常处在矛盾、反复和不确定的状态。从中不难想到：“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② 在这个意义上，当批评家对当时涌现的各种知识、话语、视角等加以吸收，并自以为是“自己的眼光”时，他对莫言的批评很难再说是个人批评，而是代表着社会观念的对文学的批评，即按照社会需求对“作家形象”进行不断改型和变换(而作家本人未必都愿意接受这种变形术)。因此，有关莫言批评所产生的分歧、争论或共识，实际不光是发生在批评家之间的一个文学现象，也包含了时代在这一阶段的困惑、探索和痛苦。 一、“魔幻”话题与《红高粱》家族 金介甫在《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中警告我们：“中国新时期文学关心社会批评远甚于文学价值。”③ 事实确是如此。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登陆”，通常被看作当代文学创作摆脱文化政治干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更多的表述所阐明的，却并非金介甫所说的“社会意义”，而是对中国作家“艺术创新”价值的肯定。也许正因为这样，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发表的文章中，拉美“魔幻”成为竞相谈论的热门话题。 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中，众多讨论者都希望把它视为超越“文化政治”的“纯文学”作品。作者莫言坦承：这篇小说“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并“稍微有点感伤气”。“他的构思不是从一种思想，一个问题开始，而是从一个意象开始”(施放)；“作者把政治背景淡化了”，他“有意识地排除了政治意念”，所以作品才“达到了另一种境界”(徐怀中)；“这种距离感也许是使作品产生朦胧气氛的原因”(李本深)④。在这里，文学批评更注意强调的是莫言小说与文化政治之间的“距离感”，目的是引导读者找出作品文本中那些“神秘”、“魔幻”的东西，从而对“现实主义”作品中直观、功利的效果加以阅读性的抑制。通过莫言的小说，有些批评家还发现，“魔幻现实主义”在审美效果、艺术技巧上有比“现实主义”更高和更先进的价值。陈思和说：如果《苦菜花》作者冯德英“所持的历史观，仍然是进化的一元观”，那么莫言小说中“‘我’对历史的探究、恍惚、疑难、猜想”，再配以“白日梦幻的叙述基点”，则在“形式审美上产生了一种新奇的魅力”⑤。该文以“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为标题，反映了把莫言放在“历史”与“现时”紧张关系中来评价和认定的愿望。而此意图也得到了季红真的认同：“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可谓变化莫测”，“间杂转述”“且意象纷呈，时空交错”，于是才会有“对民族伦理生存历史与现状的洞悉，更深一层的探索”⑥。这样，通过与“历史”(文化政治)的故意偏离，和对“现时”(魔幻现实)的主动贴近，莫言小说经过了“魔幻”话语谱系的过滤和重新认定，他的艺术“追求”因此被固定为：“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能理解他作品中那永难驱除的忧郁所蕴含着的生命内在冲突”，才能理解在《红高粱》作品系列中，那“蓬勃生长的人性”，纠缠于“原欲之中”，所“获得宗教般神圣光彩的至美内容。”⑦ 不过，在对“魔幻现实主义”话题的理解上，有的文学批评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莫言在《红高粱》里表现出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可看作小说的内核和实质。”(雷达)⑧“现实世界和感觉世界的有机融合，使莫言创作呈现出一种‘写意现实主义’风貌。”(朱向前)⑨——这样的“结论”，企图在拉美魔幻的压力下重释“当代”现实主义的活力，以期拯救创作界食洋不化的“艺术危机”。然而，“本地造”的现实主义能否有效抵御“外国造”魔幻化现实主义的大举入侵？人们不免心存疑虑，也难有主张。为此，批评家胡河清特别为我们开出了另一个药方，他引入“骨”、“气”、“韵”等概念，相当明确地断定：“研究莫言、阿城的人物塑造也应该运用东方美学的这种综合的方法论”，并投入现代意义的眼光，“这样才能确切地看出他们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现象的存在价值”⑩。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崇尚和张扬个性的年代。文学批评当然应该有各自为主的个性差异，不过当主观色彩过分投射到文本上，则容易对作家作品得出“千奇百怪”的结论，而且大都是“才能”之类的口气的。当然，这样不统一的状态，也说明当代文学在获得某种精神自由后，解释活动有了日益开阔的空间。因此，有人又以“生理缺陷”和童年的感觉方式，从“种的退化”等等角度，去解读莫言小说魔幻化追求的意图。而且有论者更明确地指出，《红高粱》系列实际上是一部“史诗”小说，“小说企图通过红高粱家族的族史，来探索中国人在历史新旧交替期间，所遇到的种种人性问题”(香港，周英雄)(11)。但是，上述解释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化政治、人性、家族、心理生理、传统现实文学和东方美学等方方面面所做的多样且自由的“对接”，却令研究者大感苦恼。对他们来说，从这些价值体系如此多重、交叉而纷乱的文学批评话语中，该怎样理出头绪呢？ 在“寻根”、“先锋”、“魔幻”、“形式革命”成为显学的年代，批评家都不可能绕开这些话语开展任何有价值的批评活动。某种程度上，批评能否具有“有效性”，就在于如何占有和繁殖上述知识，把作家文本纳入一种预设范畴并生产出新的文学常识，这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莫言也乐得接受类似的“定型”：“有时候，评论家不但引导读者，而且引导作家向某一方向走。”(12) 但又强调说，“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口头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没有必要“一切都被拔高”(13)。千百年来的阅读史和传播史已积累了层出不穷的文学经验，作家与批评时有冲突当然也会妥协，创作既是对各种文学范本的反抗，也是创造性的大胆模仿，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中外文学史还告诉人们，没有标明“反叛”、“创新”字眼的文学史，就不可能称作“有意义”的文学史。在上述文章中，认为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便会在小说中寻找与此相关的“叙述”、“意象”、“空间”因素，突出其文本效果的离奇、非常规特征，“他几乎调动了现代小说的全部视听知觉形式”，给“主体心理体验的内容带来多层次的隐喻和象征效果”(季红真)(14)。认为他“不完全”是魔幻的，则找出中国的“现实主义”的理由，“《红高粱》里表现出清澈、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正是“小说的内核和实质”(雷达)。至于把他看作“东方”魔幻的，也有道理发现理论上新的例证，《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的“特异功能”，造成了一种罕见的神秘之美，而且在“我爷爷”、“我奶奶”身上也都显现了这些素质(胡河清)。为保持与“魔幻”文学知识的一致性，更多人拒绝文学“外部”的分析方法，把人性心理当成新的整体逻辑，和今人与历史对话的基础(陈思和)。他们特别提醒，“当我们审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时，别忘了那渗透其中的主体意识；当我们注视作品的情节模式时，别忘了那与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情绪记忆……”而这就是“莫言的小说”(程德培)(15)。这样的批评话语，意图是要发掘出作家小说与外国文学结合后的“东方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