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3-0084-08 一、聂华苓及其代表作《桑青与桃红》：值得重新解读的丰富话题 在旅美的台湾文群中，聂华苓是相当瞩目的一位。这位生于湖北的女作家在中国大陆的抗战烽火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9年赴台后旋即进入初创的《自由中国》杂志社担任编辑。她反感当时台湾的官方“反共”八股文学，崇尚自由写作精神，认同《自由中国》所张扬的自由主义理念。1960年，《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被捕入狱，聂华苓也失去了自由，家中遭到搜查，1964年于困境中离开台岛，赴美定居。聂华苓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和才能，她与丈夫安格尔创建了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国际写作计划”，并坚持实施20余年，因此曾被世界各国三百多位作家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她的文学成就也十分突出，几十年来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定居美国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和自传作品《三生三世》等，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70年代末期以来，聂华苓的作品陆续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有关的评论也一直未曾间断，她的故乡湖北出版了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聂华苓研究专集》。 在上述作品中，赴美后创作的《桑青与桃红》堪称聂华苓成熟期的代表作，作品凝聚了作者半生飘零的人生经验，“一九六四年从台湾来到爱荷华，好几年写不出一个字，只因不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儿，一枝笔也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漂荡，没有着落。那几年，我读书，我生活，我体验，我思考，我探索。当我发觉只有用中文写中国人、中国事，我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我才知道，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中国是我的原乡。爱荷华是我的家。于是，我提笔写《桑青与桃红》。”① 这也是作者最具雄心、亦最富于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作者自道：“是我这个‘安分’的作者所作的第一个‘不安分’的尝试。”② 1970年在《联合报》连载时，因第二、三部分触及政治禁忌而遭停刊，从此在台湾被禁多年，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也曾出版过删节版，节本删去了涉及性描写较多的第四部分，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直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得作品亮点突出，而中国女子肉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离更让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同样源于上述理由，作品曾经引发大量讨论。1990年代，此作在两岸三地以及国际上都得到了学界的经典化认可，名列《亚洲周刊》的“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1990年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亚裔离散文学(Diaspora)、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与比较文学的重要范本。1990年大陆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包含第四部分的全本，1997年台湾也出版了完整版。此外，聂华苓的自传体小说《三生三世》亦于近期推出。这部长篇自传分为“故园春秋(1925-1949)”、“生·死·哀·乐(1949-1964)”、“红楼情事(1964-1991)”三部分，叙述了作者在大陆、台湾和美国的三段既相互分割又难以分离的生命经验，为《桑青与桃红》提供了现实的生动注脚。可以想象，近年来聂华苓和她的作品再次吸引了华文学界的关注，尤其在台湾学界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论述：如辅仁大学蔡祝青援引法国学者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的精神分析观点阐释聂作里人物自残自贱分裂异化的内在因素；中央大学博士朱嘉雯认为聂作显示出女性在“去国家、去民族、去认同”之后可以以积极的方式追寻自由，“男性流亡学人肩负民族与历史的沉重包袱终在女作家身上卸下”；这些解读体现了彼岸学人拓展这部作品诠释新空间的努力。 二、国族寓言：冷战时期家国政治的女性书写 两岸及海外的评论者除了分析作品触目的现代主义叙事方式以外，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评价和诠释作品的主题意蕴与人物内涵。有关小说主题意旨的论述，与聂华苓经历相仿佛的美华作家白先勇的看法颇有分量也具代表性，他认为聂华苓的早期短篇小说多“讽刺及讽喻来台大陆人士内心的种种不满，直至《桑青与桃红》才淋漓尽致的发挥放逐者生涯这个问题。这篇小说以个人的解体，比喻政治方面国家的瓦解，不但异常有力，而且视域广阔，应该算是台湾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③“这篇小说不是只宜做心理病临床个案研究，作者其实以此寓言近代中国的悲惨情况，说明中国政治上的精神分裂正像疯者混乱的世界。”④ 白先勇的看法得到了作者本人的认可，聂华苓也称这部作品为“浪子的悲歌”。撇开一些无关紧要的差异，多数论者基本认同：《桑青与桃红》叙说了20世纪“流浪的中国人”的故事，作品中个人的流离命运与人格分裂隐喻或表现了民族国家政治的历史性悲剧，后者也构成了前者的深广背景。如果把“流浪”、“逃”与“困”⑤ 作为界定小说人物状态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作品有意识呈现人物的无根飘零与民族国家(这里主要指中国社会现代性问题，但也涉及美国社会少数族裔问题)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存在着女性生命景观与国家历史大叙事相互交织的作品，如左翼作家鲁迅的《祝福》、萧红的《生死场》，鲁迅把祥林嫂塑造成中国旧礼教伦常的牺牲品而终生难得救赎，萧红满怀同情地关注中国乡村大地上受难的底层女性群体，他们通过艺术作品反思旧制度下毫无话语权的底层女子的苦难命运。聂华苓此作与上述作品并不全然相同，作为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知识女性，聂华苓更多的热情在于表现人的困境与对自由的追求。不过，自由主义相对超脱的普世价值追求即便反映了作者希望达成的终极性美学目标，却难以掩盖作品事实上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有必要将这一共识性观点再向前推进一步，借用詹姆逊那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即这个作品还可以被视为一则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从这个角度看，女性人物“逃”与“困”的辩证也正对应了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困境：近现代中国受困并逃离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体制、频频受困于外侮与内战并企图挣脱、战后陷入两岸对峙与冷战格局而在不同的理念框架中建构各自的现代性……此外，作品里浓烈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少数话语的反抗意识同样瞩目，在《桑青与桃红》里，民族国家寓言、性别政治因素和跨界少数话语被有机而策略地缝合于一体，相互补充，彼此映照。而这几种命题此起彼伏的交织绵延，加深了作品对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与现实困境的矛盾冲突的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