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命名的角度来看，从一开始的台港文学到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再到世华文学或华文文学研究，相关名称的意义指涉似乎是递进和日益完善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逐渐淡化，而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主体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实际上，在其背后仍然隐藏着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思维，所谓华文文学/世华文学其实更是原来海外华文文学范围限定的换汤不换药的权宜。当然，更进一步，也可能体现了吊诡的后殖民意味：中国中心主义者对他者/边缘的自我想像，其中也包含了值得质疑的合法性/合理性及背后的权力话语/逻辑。 毋庸讳言，此种名不副实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发展的困顿和彷徨，而且从正面角度看，我们恰恰因此失去了诸多可以再出发甚至是提升和丰富自我的可能。而实际上，真正包含了大陆文学的世华文学研究一旦实至名归，其内部的互动则很可能为不同区域的华文书写及研究带来不可估计的冲击力和可能性：不管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真正自我完善(不只是局限于本土研究，也同时兼顾文学以及作家个体发展的流离轨迹)，还是对中心/边缘思维的有力动摇；或者是竟可给内在精神羸弱、审美过度疲劳的当代大陆文学书写注入一剂强心针。 而本土性视角则是世华文学研究中诸多新可能中不容错失和绕过的概念，但实际情况是，它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忽略和误读。 一、范式更新：为何本土？ 在今天的世华文学研究中，本土(性)的凸显和被强调并非不证自明和自然而然的，对其别有用心的有意误读或盲点遮蔽下的无意误解兼而有之，但最终却是导致了此概念的表面的被滥用和内涵的浮泛[1] (绪论)。但这确是一个不容忽略且充满威力的概念，如果我们将之置于此领域研究范式更替的语境中，其重要性则更易彰显。 (一)点评既往：被压抑的本土性 1.大陆学界：宏大叙事与本土缺席。早期的世华文学研究(包括日前的一些拙劣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更多是介绍性的，将他人赠送或其他渠道得来的资料进行梳理，按照历时性展开叙述是常见的操作，在此种初级层面的研究阶段中，提及本土性或从此视角进行思考无疑是痴人说梦。 继之的文学史书写虽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但资料和视野方面仍然有欠缺，在对在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学脉络缺乏亲身体验的情况下，在对文学发展的诸多线索和整体思路缺乏深入把握与思考的情况下，在对必要史料占有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这样的文学史书写，其合法性显然值得质疑，而真正要建立自己的书写个性则更加不易。易言之，在相关文学史书写中，本土性的书写主线贯穿往往是付诸阙如的[2]。 在某种论文书写主流风格的牵引下，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往往成为世华文学研究论文中的流行实践，而这种风格自身的弊端和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中资料掌握严重匮乏的现实不足一经结合，更是导致了意想不到的恶果：重复劳作、以偏概全，即使是相对研究水平不错的论文，对陌生的本土也充斥了主体过于丰富和自我的随意想像与拼凑，这让人在质疑是“谁的研究”的同时，却也可以反观本土匮乏后的内在虚弱。 2.大陆以外：中国性及历史意识。新马本土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无疑是重镇之一，但对本土的强调往往更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这当然一方面是相关研究的强势(如王赓武、崔贵强等对相关认同的演变都有精彩论述)，而另一方面，作为相对发达的副刊往往也是被视做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部分史料的。 台湾的相关研究似乎更因为本土化的影响而对中国性概念青睐有加，尤其是以黄锦树为代表。当然，中国性这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有些时候也牵扯了黄太多的精力，同时因为他和马来西亚本土的紧张关系，而使他对本土有了过度的警惕，乃至过敏。 (二)范式更新：本土凸显 引人注目的是，随着各种新理论的粉墨登场，各种后学/主义(Post-isms)给世华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契机。 1.后殖民观照。在大陆以外的文化中国联缀的区域中，往往存在着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ism)的用武之地，因为这些区域大多曾是殖民宗主国的属地。二战后，多数殖民地纷纷独立，在文学方面或多或少彰显出本土的认同或者归属感，借此理论，则可将可能原本平淡无奇的文本解读得花样翻新，比如王润华重读老舍《小坡的生日》，将之视为新加坡发展的寓言，结论相当耐人寻味[3]。 2.谱系学视野。放眼于世华文学的整体发展，仔细探究某些文学现象内在契合点的幽微之处，更加强调文学发展的地方性、复数性和开放性，梳理并叙述出其独特的谱系脉络，这种视野可视为谱系学范式。这一方面的集大成的佼佼者无疑是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他不仅在地域、史料、意识形态的限制与罅隙中游刃有余，而且甚至成为引导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舵手。随手拈来，其《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相当传神地体现了这一优势；而其《历史与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与小说写作》(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2004)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甚至更高瞻远瞩，深掘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别致与吊诡互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