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德威 主持人语：有鉴于20世纪中以来海外华文文学/文化的蓬勃发展，汉语或中文一词已经不能涵盖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驳杂现象。尤其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我们对国家/区域与文学间的对话关系，必须作出更灵活的思考。“中国至上论”的学者有必要对这块领域展现企图心，如此才能体现“大”中国主义的包容性；而以“离散”观点出发的学者必须跳脱顾影自怜的“孤儿”/“孽子”情结，或自我膨胀的阿Q精神。在今天，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空间的位移、记忆的重组、族群的迁徙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为此，如下这组文章分别围绕中心议题，从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王德威)、新加坡后殖民典范书写中的鱼尾狮个案(王润华)、本土性的可能与限制(朱崇科)等角度重新立论，力图给华语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进路与突破。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5-0001-09 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里是一个新兴观念。历来我们谈到现代中国或中文文学，多以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称之。这个说法名正言顺，但在现当代语境里也衍生出如下的含义：国家想像的情结、正宗书写的崇拜以及文学与历史大叙述(master narrative)的必然呼应。然而有鉴于20世纪中以来海外华文文化、文学的蓬勃发展，中国或中文一词已经不能涵盖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驳杂现象。尤其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我们对国家与文学间的对话关系，必须作出更灵活的思考。 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可以译为华文文学，但这样的译法对识者也就无足可观。长久以来，我们已经惯用华文文学指称广义的中文书写作品。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大陆中国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域外文学的总称。由是延伸，乃有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星马、离散华文文学之说。相对于中国文学，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成为不言自明的隐喻。 但是Sinophone Literature在英语语境里却有另外的脉络。这个词的对应面包括了Anglophone(英语语系)、Francophone(法语语系)、Hispanophone(西语语系)、Lusophone(葡语语系)等文学，意谓在各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如此，西印度群岛的英语文学、西非和魁北克的法语文学、巴西的葡语文学等，都是可以参考的例子。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语系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因为外来势力的强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产生绝大变动，而语言以及语言的精粹表现——文学——的高下异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征。多少年后，即使殖民势力撤退，这些地区所承受的宗主国语言影响已经根深蒂固，由此产生的文学成为帝国文化的遗蜕。这一文学可以铭刻在地作家失语的创伤，但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另类创造。异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语书写和异化的后殖民创作主体是如此驳杂含混，以致成为对原宗主国文学的嘲仿颠覆。上国精纯的语言必须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学传统也有了鬼魅的海外回声。 回看华语语系文学，我们却发现相当不同的面向。19世纪以来中国外患频仍，但并未出现传统定义的殖民现象。香港、台湾、满洲国、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区，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学创作即使受到压抑扭曲，也依然不绝如缕，甚至有(像上海那样)特殊的表现。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使然，百年来大量华人移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他们建立各种社群，形成自觉的语言文化氛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中文书写作为文化——而未必是政权——传承的标记。最明白的例子是马华文学。从19世纪末出使南洋的黄遵宪到寓居新加坡的邱菽园再到漂流东南亚的郁达夫、小驻新加坡的老舍，都曾经为文记录他们的马、新经验，也都被视为中国文学的域外插曲。但随着马来西亚、新加坡在20世纪中期以后独立建国，又一辈华文作家所形成的谱系就难以中国文学视之。从国家立场而言，马华作家的写作不折不扣是外国文学，但他们和大陆以及其他华文地区文学传统的唱和，却在显示域外华文的香火，仍然传递不辍。 引用唐君毅先生的名言，我们要说历经现代性的残酷考验，中华文化不论在大陆或是在海外都面临花果飘零的困境，然而有心人凭借一瓣心香，依然创造了灵根自植的机会。这样一种对文明传承的呼应，恰是华语语系文学和其他语系文学的不同之处。 但我们毋须因此浪漫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万流归宗式的说法。在同文同种的范畴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从来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触即发，更何况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断裂游移、众声喧哗的事实。以往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往往被视为祖国文学的延伸或附庸。时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以示尊重个别地区的创作自主性，但在罗列各地样板人物作品之际，收编的意图似乎大于其他。相对“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彼此高下之分立刻显露无遗。别的不说，大陆现当代文学界领衔人物行有余力，愿意对海外文学的成就作出细腻观察者，恐怕仍然寥寥可数。 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空间的位移、记忆的重组、族群的迁徙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旅行——不论是具体的或是虚拟的、跨国的或是跨网络的——成为常态。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演变，何尝不是如此？王安忆、莫言、余华的作品多在港台同步发行，王文华、李碧华的作品也快速流行大陆，更不提金庸所造成海内外阅读口味的大团圆。两岸四地(大陆、香港、台湾、星马)还有欧美华人社群的你来我往，微妙的政治互动，无不在文学表现上折射成复杂光谱。从事现当代中文文学研究者如果一味以故土或本土是尚，未免显得不如读者的兼容并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