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考证颇精详，排比罗列已有考证成果也颇用心，对“五四”前后至20世纪20年代北京各大学人事更迭，鲁迅、周作人与徐志摩、陈西滢交游始末，女师大学潮前因后果，石山或自寻证据，或借用已有材料，务求扩充细节，恢复历史现场，兼以文笔清新活泼，很能醒人眼目。但由此生发的议论，尤其比较鲁迅和胡适的功过是非，则很难令人信服。 胡适、鲁迅一度彼此欣赏尊重，在《新青年》时代曾紧密合作，后来道路异趋，兼以学养、心性各异，交往日疏，直至相互批评，其中鲁批评胡的文字更多——这都是事实，但能否就此将他们两个在文化价值上全然割裂，好像一有疏隔芥蒂，或客观上存在此派与彼派，就断言绝对不能互补，只会势同水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弄得后人好像也不得不在他们中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呢？ 石山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还勉强有所肯定，但等到与胡适相比，则无论心性、修养、学术、政见、与人相接的道德，以至人格，都认为亏缺甚多。最终，石山对鲁迅的小说、杂文、随笔散文以及语言文体也没有放过。他毫不掩饰其厚诬鲁迅而推崇胡适的态度。爱屋及乌或恨及袈裟，乃至凡与胡适相善或经历相似者都给予较高评价，凡和鲁迅在师承、籍贯、留学经验方面有瓜葛的，一概认为劣于胡适派数等。 崇胡贬鲁，是近年很有市场的一种声音。在有些人比如石山那里，胡比鲁高，胡比鲁可爱，要胡适而不能要鲁迅，已成不刊之论。石山更进一步，把零散的观点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把许多人躲躲闪闪对鲁迅的贬低索性挑明，推到极端，确实达到了耸动视听的效果。我觉得这样也好，可以帮助大家把各种崇胡贬鲁的宏论看得更分明，知道它们并非像表面那样莫测高深。 一贯敢想敢说的石山，这次毋宁做了件大好事。 翻开《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种古怪的三段论推理赫然在目—— 大前提：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一度进步过，但比起留学英美者，终究还是落后反动。 小前提：鲁迅留学日本，又是太炎弟子。 结论：所以鲁迅虽然在“五四”前后进步过，等到与留学英美的佼佼者胡适、陈西滢等一对阵，就立即落后乃至反动起来了。 稍具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此三段论大小前提牵涉问题太广，包含诸多价值预设，本身就需要建立更多的大小前提来进行更多的三段论推理，才能达到某个结论，否则根本没有做三段论前提的资格，而石山竟然将它们作为自明的事实拿来运用了！从纯逻辑立场看，他的结论预先就不能成立。 什么叫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英美都一样吗？不也有克莱顿大学或类似克莱顿大学毕业的方鸿渐甚至比“小方”更不如的角色吗？“五四”前后至20年代，激烈反对胡适“文学改良”的不正是留学美国的吴宓以及留学美国、籍贯同为安徽的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吗？20至40年代胡适一改初衷开始谈政治、干政治，与他为难的人里头，很多不也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吗？章士钊不也曾在英国德国游学并自称精通欧美政学理论吗？石山事先对中国现代留学英美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做过统计没有？至于谈论作为太炎弟子的鲁迅，必须先了解太炎以及太炎弟子之学，再研究鲁迅和太炎及太炎弟子之学的关系，并结合太炎、太炎弟子在“五四”前后直到太炎、鲁迅去世之前四十年的实际作为加以系统考察，方能说明鲁迅是怎样一位太炎弟子。而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其成分、造诣以及和鲁迅、胡适的关系更复杂，岂可一概而论。从心性、学养、政见和个人交谊上与鲁迅相异直至有笔墨冲突的，难道只是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同样留学日本、同为太炎弟子，不也多有和鲁迅开过激烈笔战或终于形同陌路的吗？石山先造出以胡适为首的留学英美派，再造出以鲁迅为首的留学日本派，然后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证据并不充分。但这些问题，再写比石山的书更厚的另一本书，恐怕也说不清楚。我只奇怪，那种早就为鲁迅所反对的漫无边际的“文人比较学”，石山做起来却那么从容有味！ 石山另一个颇为自得的说法，是认为胡适有西方正宗的代表进步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想和相应的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鲁迅没有——非但没有，还以自己的没有攻击人家的有，故意捣乱，死缠烂打，结果严重削弱了自由主义阵营的力量，阻碍了现代中国走向政治民主的进程，并害得后人浑然不知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只知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 这确是近年崇胡贬鲁者所有议论的精髓。持此高论者，从海外的林毓生，到国内的朱学勤、李慎之、谢泳、石山等先生，他们要么不欲深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渊源，要么对胡适、鲁迅一知半解，只因为渴望中国政治民主化之心甚热，持论不免过于操切，原是可以理解的，但学理上实在漏洞颇多。 比如，林毓生先生批评“五四”知识分子(尤其鲁迅)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而有“整体性思维”的积习，即认为可以从思想文化上解决一切问题，普遍轻忽体制建设和一点一滴的改良。受此启发，朱学勤先生遂在国内清算“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批判运动，以为都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只有体制建设才是实质性的。体制好了，生活于其中的人可以自然学好；没有好的体制，单进行文化批判，就会堕落为现代文学的只会“骂人”。这种观点近年确实很有影响，流风所及，许多本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也纷纷放弃文学研究，现学现卖地做起“文化研究”——并非鲁迅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而是借助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的“文化研究”，其实就是抛弃文化与文学研究，抛开对心理、灵魂的关注，借文化研究之空名进行变相的体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