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6)02-0092-05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鲁迅研究的价值与影响堪称是学术尖端，它往往集中了一个时代、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规则。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研究或涉足过鲁迅的世界，经过几十年的思想积淀，关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评价已成为一种思想定势。这一方面是受当年毛泽东对鲁迅所作出的著名评价的影响，一方面也是由于鲁迅思想所具有的时代超越性所决定的。于是，在一段历史时期内，鲁迅已成为中国思想和文化动向的标志，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已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了的鲁迅印象。 新世纪的到来，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转换，更是一种时代和思想的转换。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标志着一种价值体系的淡化或者解体。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几乎成为所有领域一个共同的话题。在对鲁迅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评价中也呈现出少有的众声喧哗的局面，对鲁迅形象与思想的研究出现了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倾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视角下，学界和民间都出现了对鲁迅个人品格和思想价值进行质疑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所谓的大师等于完美的固定模式，对重新认定鲁迅的价值是有意义的，更增强了鲁迅研究和评价超越单一政治的个人化思考，但同时也出现了对鲁迅形象、鲁迅精神及价值的根本性怀疑。 人们对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怀疑和贬损主要是从如下几方面来进行的。第一，从文化观念、心理个性乃至人格境界诸方面直接对鲁迅的人文价值产生怀疑，将其视为文化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而进行或明或暗的批判；第二，从一种功利性的实用主义观点出发，淡化鲁迅反传统的整体性、根本性特征，极力寻找鲁迅文化选择中肯定传统文化的枝微末节，塑造所谓文化折中论的典范；第三，以高扬当年鲁迅思想对立面的一些国学家的方式来暗示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评的偏颇与失误，从而达到否定鲁迅文化选择和新文化方向的目的。例如，对“学衡派”、梁实秋、周作人、辜鸿铭等人的重新评价便包含有这种明确的否定意义。 1999年，《北京文学》杂志主持的对56位新一代作家(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为朱文、韩东、于坚等)的问卷调查中，对于鲁迅对自己创作的影响问题，被调查者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没有影响或者影响不大；2000年《收获》杂志开辟《走近鲁迅》专栏，发表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等三篇文章，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角度提出对鲁迅价值的质疑；1999年，青年学者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提出了鲁迅的个人道德人格的问题[1]；2000年，作家王朔撰文否定鲁迅的文学成就，同时批评了“吃鲁迅饭”的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中对于鲁迅贬损的言论则更加直接。有的人在帖子中明确提出“打倒鲁迅”的口号，有人甚至提出鲁迅对于传统的批判是中华民族灾难的一个根源，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从否定“五四”、打倒鲁迅的神话开始[4]。众声喧哗，不一而足，这是一种过去少见的鲁迅研究多元化的倾向。这一方面表明了这些研究者对于鲁迅强烈的批判意识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对鲁迅思想价值和历史定位的单一性所导致的反弹效果。 对于这种思想潮流，社会和学界也纷纷作出了回应。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政治上的捍卫和地位的维护，因此论战和保卫的色彩过重，往往有情绪化因素，缺少从学理上进行系统的辨析。有的人对“重评鲁迅”反应过于强烈，把一种思想和学术之争看作是两个政治思想阵营的斗争，从而使讨论有了更多的政治性和情绪化因素，相反进一步造成了人们对于鲁迅的接受心理障碍。 纵观世纪之交对鲁迅的研究的状况，显现出从未有过的众说纷纭乃至针锋相对的态势，这本身也表明当下中国学术界有着比以往更宽松的思想氛围，更表明鲁迅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头脑思考社会，思考鲁迅，打破了以往政治思想一元化的思维惯性，无论偏颇和激烈都表明当下对鲁迅的别样的关注。 这种对于鲁迅研究的个人化理解，最终使其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呈现一种灰色化的倾向。研究者多是从文化观念、个人性格、心理特征的角度来寻找鲁迅世界的阴暗面的，他们意在证明鲁迅并不那么崇高，努力在说明“鲁迅是人不是神”。从回顾历史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的作家没有一个像鲁迅这样一直是生前身后骂声不断的。比如1930年代的右翼文人梁实秋、陈西滢、徐志摩骂他太激进；左翼文人骂他太守旧，是“封建主义法西斯、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 就具体的历史人物而言，这种个体化、灰色化的理解是对过去所谓的神化鲁迅的一个反驳，在某些方面它能够深化对鲁迅本体的研究。不可否认，人们逆反心理的存在也是改变鲁迅印象和价值的一个基本动因，因为矫枉过正往往是社会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鲁迅形象的个人化、灰色化倾向是中国政治生活中长期以来神话鲁迅造成的后果。如前所述，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标志着一个价值体系的解体，而主流的价值体系和民间的价值体系之间已经出现了悖反状态。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应该把鲁迅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学术研究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意义与价值的探索过程，在研究中也可能出现多元化的结论，但是，长期以来，在体制文化的需求和制约下，“鲁迅学”成为了一种单纯的“学鲁迅”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是思想先行，结论是事先被确定的，只能表达对最高权政治权威关于鲁迅思想性格的评价的体会。这种状况在“文革”时期最为典型，无论什么运动都可以从鲁迅那里找到依据，比如“反潮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批林批孔”等等。这样就导致了鲁迅研究的庸俗化，其实是在用时事来确定目的，用政治来约束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长期作用下，最终使“鲁迅学”变成了“学鲁迅”的群众运动，使鲁迅的形象和思想脸谱化、绝对化、单一化。而“学鲁迅”又可能变成“玩鲁迅”，把鲁迅完全当作了任意捏弄的政治工具，变成了“泥人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