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4-0047-07 一 沉重的肉身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潜心于宗教,从宗教的角度进入宇宙世界,勘悟人生真相,追问生命终极意义,寻找灵魂救赎之路,史铁生的意义显然是别的作家担当不了的。这当然与史铁生自身躯体的残疾有关。不过史铁生其人其文的意义,已远远地超出了身体残疾的本身,也已远远地超出了“史铁生”具体的“这一个”。刘小枫曾把看似不相干的《圣灵降临的叙事》① 一文作为一份“精神礼物”献给史铁生五十岁的生日,人们对此难免有些困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为思想家的刘小枫是在把作为作家的史铁生视为精神信仰上的知己。刘小枫是在把史铁生定位为“思想型的作家”。把史铁生与当年俄罗斯的梅烈日柯夫斯基(Dimitrij Sergeevic Mereskovskij,1866-1941)相提并论不一定合适,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在前后相关联的两个世纪末,在两个民族精神思想的转型时期,在“民族的和西方的思想基础上深入到现代性问题引致的人类精神困境深处”,[1] 116史铁生之于汉语民族的意义,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不应该忽视的。这样说,并非要把史铁生神化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救世主”;在这样一个精神无所皈依,灵魂无处安置的世纪转型时期,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救世主”,现在谁也担当不了。但史铁生对人生真相与生命终极意义的悟证,能让我们远离日益放纵的肉身与不断下滑的精神,却是无疑的。在遭遇价值颠覆的个体精神“无家可归”的当下,不应排除作为“思想型作家”的史铁生给我们带来启示的可能性。 在关于1990年代“散文革命”检讨的对话中,笔者与贾平凹曾有过如下问答: 曾令存:在今年(2002年——笔者)5月份于北京大学“中国散文论坛”的讲演中,您讲到散文内容表现中的现代意识问题,强调散文对生命深度的表现。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作品境界的高下却从此分流。我想您的强调应是有所指的,它并不针对某一个作家,甚至不仅是对九十年代的散文而言。由此而论,您认为包括史铁生等在内的一些作家的散文在九十年代有代表性吗? 贾平凹:史铁生的散文是好的,他的散文没有旧的框式。在突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后,个人的力量就突出了,史铁生是这样,余秋雨是这样。给我的印象里,史铁生是竖着写的,余秋雨是横着写的,都写得极致,应该是大家了。② ——这“横”“竖”的概括很见筋骨。“横”是“面”,追求的是一种历史感与文化意识,而“竖”该是“线”,追求的是一种关于人生与生命极致的拷诘。贾平凹认为史铁生“作品中的宗教感很强,这其中有他灵魂中的东西,也有身体方面的事情,他的宁静和沉思是一般人难得的”。 残疾(残缺)——圆满,苦难——赎罪,宗教——神性,在虚无中寻找意义,等等,是人们在谈论史铁生作品时说得最多的话题。这也是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平素思想得最多并导引他走向生命更深处的问题。在史铁生构筑的纷纭的文学意象世界中,裹挟的几乎都是以上这些脱离俗身的超验问题。上帝在给予史铁生残疾(残缺)躯体的同时,顺便保证着其精神灵魂的健康健全。 如果说刘小枫基督神学的认信与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论的论证与思辨,为我们精神救赎之路的建筑提供了一种智性的思想维度的话,那么作为“思想型作家”的史铁生,他在创作中对苦难的直逼,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对精神救赎之路的寻找,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残疾(残缺)的生命,一个苦难苦弱的灵魂是如何在绝望中寻找救赎,最后走向精神坦途,走向圆满的(不过这“圆满”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结果”,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富于意义的“过程”。所以与其说是“走向圆满”,或许还不如说是“走向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进一步展开)。前者从理性的思想出发,后者从沉重的肉身开始,最后在神性光芒的照耀下,汇合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怀问题上。 二 人的根本处境 《宿命的写作》中史铁生谈到自己在读了刘小枫的《一片秋天枯叶的湿润经脉》③ 之后,又一次明白了“写作永远可以生存的根据”。 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早年让我感到荒唐透顶,后来慢慢明白,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这处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学以及任何办法可以改变的,而是必然逼迫着你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回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关心社会正义,而是说,人的处境远远大于社会,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2] 不再呼天抢地地诉求,也不再自怜自艾地抱怨。“接受苦难。接受残缺。”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关注人的处境。这是一个对苦难人生破执、了解生命真相之后的史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