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6)05-0051-06 “底层叙述”是不是当前文学的“主流性叙述”还有待考察，但近两年来，“底层”问题的确已“成为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1]。王晓明断言：“最近一年半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是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素材的。”[2] 说得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这句话点明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与“底层叙述”的关系，也就是文学思潮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弱势群体”、“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概念在散文随笔、社会评论和报刊用语中频率很高地被运用了一阵子之后，“底层”作为一个问题在小说创作和评论中凸现出来，说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已到了文学不能不关注的地步。文学和文学家(包括评论家)从来就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寄以特别的同情，倾注富有感情色彩的笔墨，因之以“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素材也就本无特别之处，然而当“底层”成为一种“叙事”，也就是一些人文学者需要借“底层”和“底层叙述”来说事，那就说明文学已经形成一股思潮，而这在实质上是惯以社会良心自命的人文知识分子正被迫对他们生存其中的严重现实作出了反应。王晓明就点破了作家(不如说是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知识分子)借文学以自赎的玄机： 眼前的这个全世界人都没有领教过的巨大而艰难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的压迫和挑战，给了文学取之不竭的活力，刺激我们的作家瞪大眼睛直面人世，用自己的笔狠狠地戳破这现实。[2] 什么是“巨大而艰难的现实”？这正是要由文学(主要的小说)描绘和呈现给我们的。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昏乱怪诞程度愈来愈超出人们的理解能力，甚至超过了作家的艺术虚构与想象，但是要想对令人惊诧或喟叹的社会和个人的生存景况有真切的了解，对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生存事件进行品味与审视，还得依赖文学叙事去重构充满因果关系的生活戏剧。也就是提供一个经验化了的事序结构，以象征实存世界里真实而坚硬的逻辑关系。 然而，当“底层叙述”升级为“底层叙事”，即文学写作的话语性加强以后，文学的分化也就产生了，或者说在文学(小说)的身上，寄予了不同的愿望主体。要是套用莫言的话来说，就是有人着意“为老百姓写作”，有人甘心于“作为老百姓的写作”。[3] 这两种写作，体现了不同的写作伦理，自然也表现为不同的文学姿态，反映出在复杂而沉重的现实面前，文学家选择了不同的角色自认。 “为老百姓写作”，就是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没有人代言，“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失语，他们的生存利益就难以得到保障，而在掌控社会命脉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处在社会底层的沉默者，他们的痛楚无法表达，攲侧的社会车轮给予他们的将是更沉重的碾压。弱者的生死不被顾及，受伤害的就不仅仅是这些不幸的人，社会严重失去公正既久，谁也难以保证路基已经沉陷的历史列车不会倾覆。畸形的社会层构为社会自身带来了危机，底层的挣扎与僵硬的车轮发生摩擦的事故前兆让人揪心，这时，处在特殊位置上、最富有人道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不挺身而出，为底层人呼喊，向公众发出警告。在专制制度延续最久的中国社会，历代都有文学家坚持为生民歌哭，这并不是传统自身可贵、有效、值得骄傲，而实在是知识人绕不过现实的苦苦询唤。一方面是同情怜悯的人之本性使然，一方面是现实危机的促逼，知识分子爱管闲事，且不改悔，只能说明知识分子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里，都更多地保留着人性，更为理智。所谓担当，原义就是这个行当应该挑的担子。在社会分工里，知识分子从事的是言论、思考、质疑和批判的职业，这一职业决定了为弱势群体表达集体诉求以维护社会公正以及社会的平衡稳定对于他义不容辞。 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否则他就会丧失在人类社会中已历史地生成的知识分子的规定性。可以有所选择的，仅仅是为弱势群体代言时的表诉方式。文学是与政论相区别的一种更有感染力、更容易为人接受的表诉方式。但对于以文学为手段来表达某种社会意愿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文学极有可能成为一种陷阱，它会诱使你从关注、思考并急欲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紧张焦虑中缓解出来，心态、看法与意向都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从社会批评聚焦于当下到从历史轮回中接受教训，从注意阶级冲突到发现矛盾双方的关联与同一性，从急于解决问题到寻找问题的根源特别是文化和人性的根源，从坚持护佑群体的伦理立场到笃信个人本位和热爱生命姿态，从批评纯文学到欣赏语言和想象创造世界的神奇，从拯救苦难到拯救灵魂，等等。如果这种诱惑被抵制，那就显示了进入文学领域的知识者的人格力量与道德修养，因为人生情态越真实、越是具有超越品格的文学，越能消磨人与现实抗争的意志，而关注个体生存形态和生命自身的价值。自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继续充任代言人无关乎人格，而是在特定文化情势中，话语主体依靠审度后选择的姿态收取话语效益。不管由哪一种冲动决定为老百姓写作，都可以说，这样的写作主体应得的和他愿意得的名分，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作家”。“知识分子”与“作家”并不存在等级关系——尽管有包容关系(作家是知识分子的一类)，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为社会和文化做出贡献，两者不必要互相排斥。但实际情况却是，新世纪文学就在现实关怀上，不仅现出了两类写作主体的分野，并且让人不明就里地存在以另一方为对立面甚至否定对方的现象，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在知识分子内部遭到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