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虽然导致新中国在1949—1966年与欧美文学直接交往关系的中断，但欧美文学翻译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呈现出繁荣景象。 “17年”从事欧美文学翻译者多达300余人，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就有数十位，如卞之琳、朱维之、张谷若、曹未风、方平、方重、王佐良、查良铮、袁可嘉、董秋斯、张友松、周煦良、萧乾、罗玉君、罗念生、叶君健、施咸荣、黄雨石等，他们重译或新译了大量的欧美文学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翻译出版欧美古典文学约千余种①，其中英国文学近200种，如《莎士比亚全集》、《坎特伯雷故事集》、《布莱克诗选》、《彭斯诗钞》、《雪莱抒情诗选》、《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唐璜》等；美国文学近百种，如《红字》、《白鲸》、《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欧文短篇小说选》、《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等；德国文学70余种，如《少年维特之烦恼》、《阴谋和爱情》、《白雪公主》、《灰姑娘》、《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法国文学200余种，如《巨人传》、《伪君子》、《老实人》、《红与黑》、《高老头》、《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等②。这些作品的思想倾向颇为复杂，其基本精神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属于不同性质的价值体系，相互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乃至矛盾。 那么，它们何以被择译、出版呢？这些作品的思想意识与社会主义话语虽然隶属于不同性质的观念体系，但它们那复杂的思想中又有许多倾向与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相契合，这些倾向或为反封建地主压迫，或为揭露资产阶级的残忍性，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或为表现主人公追求理想时不屈不挠的精神，或为表现人类乌托邦幻想，等等。这些倾向在另一性质上讲，又与社会主义文学话语相契合，是社会主义文学话语建构的重要诉求，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在构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系时就常常援引这些作品以支持自己。这就是说，在“17年”文学语境中，欧美古典文学精品中有许多作品被认为属于那种具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属于那种能被有效地阐释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资源系统内，一定程度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成为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有效资源的作品，这是它们被翻译、出版的主要原因。 欧美当代文学，也有译介，只是数量相对来说极少。重要的作品有：林赛的《被出卖了的春天》、克罗宁的《城堡》、阿尔德里奇的《荒漠英雄》、莱辛的《野草在歌唱》、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马尔兹的《潜流》、法斯特的《斯巴达克思》、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以及《巴黎公社诗选》等无产阶级文学。这些作品，要么揭露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要么描写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要么表现第三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要么书写资本主义社会人民争自由、民主的斗争，要么塑造美国共产党员的形象，要么描写西方工人运动和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斗争，在性质上大都属于进步的革命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例如法斯特作为一位描写美国人民正义斗争的作家，一度加入美国共产党，他1956年脱党前的作品，几乎全被译为中文，就数量而言，仅次于辛辣嘲讽、批判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并真诚地同情中国人民的马克·吐温和美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文学先驱的杰克·伦敦的作品，居于第三位③。至于大量的欧美当代文学作品，在“17年”则没有被译成中文，这是因为欧美除东欧外，大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当代文学所言说的现代性，往往与新中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之间相冲突，它们的资本主义特性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尤其是一些作品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更是与新中国对外文学关系上所追求的世界和平主题相矛盾，所以新中国文学不可能不与之保持距离，持警惕乃至敌视的态度。 不过，1960年代上半期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则出版了一批装帧简单的欧美当代作品，例如：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杰克·克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黄雨石等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12月内部发行)，赛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作家出版社1963年9月内部发行)，萨缪尔·贝克特的两幕剧《等待戈多》(施咸荣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年7月版)，英国“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人物约翰·奥斯本的著名戏剧《愤怒的回顾》(黄雨石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1月内部发行)，等等。这些作品的主题在当时冷战语境中具有非社会主义的特性，翻译它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1962年初，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共同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其中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艺术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也“应该有条件地向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介绍”。“有条件地”就是内部发行。所以翻译它们绝非为了正面学习，而仅仅是将之作为文化批判的反面教材。它们是冷战语境中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部参考资料，是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而言的“灰皮书”、“黄皮书”，是冷战思维的直接产物。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欧美资本主义文学的大量翻译，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说、解读这些作品。欧美文学言说的是西方社会的政治与历史文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当然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如何解读它们，将它们有效地阐释成为一种有助于社会主义话语建构与实践的资源，对于文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从“17年”文学界那些解读欧美文学的大量文本看，他们主要是以冷战为背景，从政治意识形态建构需要出发，以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为尺度，将欧美文学纳入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审视、分析，悬置其自由、个性解放、博爱等现代资本主义启蒙主题，进行一种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解读。 具体表现是：译介者从丰富复杂的外国文学中，读出的只是泛政治化的阶级斗争主题，反西方殖民主义主题，世界和平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题，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等等。例如，1954年曹未风在《文艺月报》4月号上撰文《莎士比亚在中国》，认为马列主义是阐释莎士比亚的“唯一的正确的方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莎士比亚的伟大。从莎士比亚那里，他读出的是“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事业的迅速开展”的反封建的人民性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而忽略了莎士比亚的其他人学意义。同年，赵诏熊在《文艺报》第9期上著文《莎士比亚及其艺术》，认为莎士比亚所关注的“不是新旧教间或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因为尖锐化而愈见明显的资本主义与劳动人民之间的根本矛盾。”就是说，莎士比亚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见证人与揭露者——“他深刻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更是人民革命的支持者——“从人民的苦难灾祸中发现人民的力量，并且指出人类的未来”，“他将永远是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的鼓舞者”。无疑，作者是从中西方冷战角度审视莎士比亚，发掘的不是莎士比亚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反封建的特点，而是资本主义与人民的矛盾，就是说他看到的不是莎士比亚对资本主义的肯定，而恰恰相反是其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