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6425(2006)03-0021-07 安德烈·纪德(Andre’Gide,1869-1951)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为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纪德一生著述颇丰。其《背德者》确立了他在文学界与思想界的地位，《地粮》是他影响最大的作品，《伪币制造者》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此外还有《窄门》、《田园交响乐》、《刚果之行》、《乍得归来》、《访苏联归来》、《偶感集》等。纪德的一生以“对真理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他的思想影响了西方整整三代人，成为在现实的压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诚和自由的一个代表。 1920年代初，纪德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坛。《小说月报》的14卷1期“法国文坛杂讯”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到纪德的文字，其后的一些研究法国文学的文章中，也有一些关于纪德生平和创作的简单介绍。但纪德的作品已经开始被翻译成中文。据赵景深《现代文坛杂讯》可知，至少在1925年前，穆木天就已经译出了纪德的《窄门》和《牧歌交响曲》[1]。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窄门》和《牧歌交响乐》。 进入1930年代，纪德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2] 454，纪德的作品大量翻译到中国。据粗略统计，约有如下几种：1931年，王了一翻译了纪德的《少女的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5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丽尼(郭仁安)翻译的《田园交响乐》。1936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卞之琳翻译的《西窗集》，收入了纪德的《浪子回家》。这一年5月，王林翻译的《浪子回家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邢桐华翻译的《文化拥护》由东京质文社出版，其中收入了纪德的《文化拥护》。1937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林伊文翻译的《从苏联归来》。是年5月，黎烈文的翻译集《邂逅草》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入了纪德的《论古典主义》，《一件调查的材料》和《邂逅草三则》。此外还有两篇论纪德的文章：法国玛洛尔的《纪德的“新的粮食”》和苏联爱伦堡的《纪德之路》。1939年，施宣化翻译的《田园交响乐》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1940年，上海长风书店出版了绮纹翻译的《刚果旅行》。 除了单行本译著之外，在《文学》、《译文》、《世界日报》、《光明·文坛情报》、《小说半月刊》等刊物上刊登了纪德许多作品的短篇翻译以及外国研究者对纪德的研究文章。如黎烈文译纪德的《论古典主义》、《诗》、《今年不曾有过春天》等；乐雯(鲁迅)译纪德的《描写自己》以及日本人石川涌著的《说述自己的纪德》；陈占元译纪德的《哥德论》、《论文学上的影响》、《戏剧的进化》、《艺术的界限》；徐懋庸译纪德的《王尔德》、《随笔一则》；沈起予译纪德的《我所喜欢的十种法国小说》；卞之琳译纪德的《菲洛克但德》；王然译的《纪德论普式庚》、《纪德与小说技巧》等等。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研究纪德的论文，如沈宝基的《纪德》，盛澄华的《纪德》，允怀的《纪德的生平及著作》等等。1931年留法学生张若茗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作为《中法大学丛书》之一在北平出版，可以说是1930年代纪德研究的最好成绩，然而该书用法文出版，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总体而言，这些文章多数还停留在介绍纪德的生平和创作以及他的最新动向的阶段，对其思想和艺术涉及不多。概括而言，在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纪德被定位为法国“现代一流的老作家”[3]。他们指出，纪德的性格一方面深沉持重，另一方面又有充满明朗阳光的法国南部人的真诚、热情，两者的综合决定了纪德在面对现实生活时的“不安定”和“善变”。在思想意识方面，大家公认了纪德的“个人主义”本质。在艺术思潮上纪德被归入了象征派①，认为他善于表达个人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可以说这些论述大体上把握住了纪德的基本特征。 进入194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纪德热”。这种“热”不仅表现在对纪德的作品的大量翻译，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认真研读纪德的著作，纪德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创作以及他对生活、对文学的思考对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产生的深刻影响。1940年代的“纪德热”首先出现在抗战时期的大西南。1941年卞之琳为重印的《浪子回家集》撰写译序，次年写作了长文《纪德和他的〈新的粮食〉》。1943年，盛澄华翻译了纪德的《地粮》由“新生备出文具公司”出版，这个译本后来分别在1945和1949年再版。同年，桂林明日社出版了卞之琳翻译的《新的粮食》，他翻译的《窄门》则先由桂林文汇书店出版。1944年纪德的《少女的梦》又有了两个译本，分别是桂林明日社出版的由陈占元翻译的《妇人学校》和重庆作家书屋出版的由金满成翻译的《女性的风格》。1945年重庆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盛澄华翻译的《伪币制造者》。在大学校园里，纪德的作品也引起了不少关注，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生活时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4]。而他自己则“成天挟着一本纪德的书坐茶馆”[5]。 抗战胜利后，“纪德热”进一步扩大了。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纪德。消息传到了国内，各媒体迅速作出了反应，各大报刊的国外新闻版都为这一消息留出了版面，并对纪德其人其事多有概说，不少普通读者给刊物写信要求进一步了解纪德。《益世报》、《大公报》等报纸的文学类副刊则刊发了瑞典皇家学院的颁奖评语和纪德的得奖感言，同时还以大版面介绍和研究纪德的文章，并配有多幅图片。《中国作家》等杂志专门邀请了盛澄华、李广田等研究者和评论家撰文介绍和讨论纪德及其作品。有关纪德的讲座在高校里举行，吸引了不少大学生的视线②。很快，一些出自普通读者和业余文学研究者之手的纪德作品读后感，开始在报纸上出现。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头衔大大提升了纪德在中国的知名度，进一步推动了1940年代的中国文坛的“纪德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