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054(2006)05-0003-09 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化研究领域中，陈平原在其同代人中是成绩最著也走得最远的学者之一。二十多年来，他以坚实深厚的研究，在其涉足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并一直保持着稳健的势头和旺盛的创造力。虽然他自己时常有意识地“自我边缘化”，但在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的过程中，他的确成为了令人瞩目的“开风气”者。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以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不断调整研究对象，从现代到晚清，从文学史到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诸方面，开辟了研究的新方向。他对北京学研究的倡议和实践同样引人关注。与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角度谈论北京的方式不同，陈平原关注的是对于都市北京的想象。由于不断地“发凡起例”和“越界言事”，他的治学思路和方法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因此，走近他的研究，追踪他的学术思路，既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也能从中了解二十年来学术界的发展进程。 一、学术的眼光和勇气 1977年，陈平原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这一代具有特殊经历的青年人，既在人生体验和社会阅历方面有深厚而丰富的积累，同时又在教育背景方面有先天的缺陷和局限。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后，他们特别勤奋、特别活跃、特别具有批判与创新精神。投身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的大潮，是这一代人寻求发展、参与历史的一种必然的选择和表达。 陈平原就是在这“生气淋漓”的80年代走上学术道路的。在中山大学的六年半时间里，他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和学术的起步，完成了基本的学术训练。1983年深秋，即将研究生毕业的他来到北京大学，通过黄子平结识了钱理群，又经后者极力推荐，被王瑶先生收为“第一个(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如果说“生气淋漓”的80年代是那一代人拥有的“天时”，那么来到北京——尤其是北大——则应是陈平原获得的“地利”了。用他自己的话说：“1984年进京念书，正好赶上整个文学艺术乃至学术界正酝酿着突变，于是得以‘共襄盛举’。”① (P126)此外，在“人和”方面，陈平原也有足够的“幸运”。不仅因为黄子平的“热心引见”和钱理群的“极力推荐”，他得以进入北大，师从王瑶先生，在“学术趣味和眼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① (P125)而且，在他与黄、钱二人的交往和对话中，还催生了一个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一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先是在1985年春天的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由陈平原代表三人就此设想作了专题发言，后来又由黄子平执笔整理成文在《文学评论》当年第5期上发表。② 粗粗看来，这一命题不过是文学史分期的一种意见，但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关系到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事件以至文学本身一些特点和内在规律等。可以说，对于过去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观、构架、叙述重点和叙述方法，都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也正因此，这一命题的提出，成为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先声。大概当时陈平原(以及另两位作者)未必充分估计到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会在学术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也未必预计到这一观点和思想后来会被学界广为接受，以至今天已成为许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基本框架。尽管后来陈平原不无反省地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有新意，但不完整且有严重缺陷的论述”，① (P130)但在当时，这份“新意”是极为可贵的。陈平原的反省看似轻松，但学术上的“创新”其实谈何容易，更不用说这“新意”涉及了原有观念框架和一系列理论问题，真正触动了一种习惯力量，做到了“出新”而又“推陈”。“三人谈”的主张很自然地引发了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把“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连串今天看来并无多少特异之处的提法，在当时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需要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极大的学术勇气。我们今天不能不承认，他们强调的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意识”(即一方面把研究对象置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本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两个大背景之中，另一方面打破“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个部类的割裂)，从而以一种更为宏观的文学观念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框架的突破，将被意识形态人为割裂的文学传统接上了“五四”的血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不仅为后来的文学史研究奠定了一种以文学性为主要标准的范式，同时也显示了一种治文学史的眼光、观念和思路。就年轻的陈平原来说，这篇论文也显露了他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和观念，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是“文学”的立场与标准，二是“打通”的方法和“整体性”的眼光。可以说，这两点基本上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