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诗

      三言诗作为古代诗歌家族中的一员，没有人否定过它的存在，但也没有人正视过它的存在，古代诗学史上星星点点的言论只能给人提个醒，使不至于忘记三言诗；现当代连能提个醒的言论都少见了，几乎没有一部古代文学史曾述论及三言诗，研究论文近乎没有。鉴于此而作此论，以供补缺之用。

      一 三言诗的始出时间

      关于三言诗的出现时间，古代诗学界多有论说，呈众说纷纭之势，去同存异，大体有这么几种，一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提出的“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①；二是与刘勰同时的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言的“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②；三是唐代刘存的观点，“以为始于‘鹭于飞，醉言归’”③，他把《鲁颂·有》一诗中杂有的“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诗句看作了三言诗之始；明代还有三种观点，谢榛认为“《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马歌》体制备矣”④；王世贞把汉鼓吹铙歌《巫山高曲》、《上陵曲》作为三言诗之始，他在《艺苑卮言》卷二中言：“‘巫山高’、‘芝为车’，非三言之始乎？”⑤ 曹学佺认为，“候人兮猗”乃“三言诗之始”⑥。三言诗始出的时间，在古代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今天看来，上述的六种观点，均有偏失。三言诗在春秋战国时期体式已备(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论述)，任昉的三言诗始作于西晋夏侯湛诗之说，自然是不成立的；王世贞把两首汉鼓吹铙歌作为三言诗之始出，想必是两诗障目，不了解汉代及汉代前的三言诗作。刘存、谢榛虽然把三言诗之始追溯至《诗三百》时代，但仍没有穷尽其源起。中山大学陈炜湛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将现存《商颂》中显系后人添加的词语删去，将双音词易为同义的单音词，再除去不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之虚词、形容词、副词，居然基本上仍能成诗，而其句式大致可易为三言句”，于是，陈教授就下了这样的结论：“《商颂》的原始记录(与其歌唱形式当然不同)不是四言诗而是三言诗。其四言诗形式是后世添加虚词、副词、迭音词等的结果。如此说成立，则中国诗歌的原始阶段固在商代，其文字记录形式实为三言句或以三言句为主。”⑦ 据陈教授之说，三言诗的始出时间至少要追溯至殷商时期，刘存和谢榛的观点显然晚了一个朝代。

      曹学佺的三言诗始于“候人兮猗”说，上溯至大禹时代，有探本求源之势，但细究起来，也是不成立之言论。涂山氏之歌“候人兮猗”，按陈炜湛教授的删减方式，其就成了“候人”二言诗；如果保留“兮猗”两个语气词，涂山氏之歌就成了四言诗。显然，曹氏观点不能自圆其说。再看刘勰的观点，“元首之诗”最早载录于《尚书·益稷篇》：“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⑧ 亦按陈教授的方式，将“元首之诗”中的语气词“哉”删去，除“元首丛脞”一句是四言，其他诗句都是三言诗句，这样看来，刘勰说“三言兴于虞时”，还是有一定根据的。但“三言兴于虞时”之观点的成立，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元首之诗”确属虞舜时代的作品，二是“元首之诗”至少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三言诗资料。那么，先秦还有比“元首之诗”更早的三言诗资料吗？如果再向前追溯，我们就会发现，葛天氏之乐歌是比“元首之诗”还早的三言诗资料。这样说来，刘勰的“三言兴于虞时”的观点也就不成立了，“元首之诗”究竟是不是虞舜时代的作品，在这里也没必要去考证了。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⑨ 有关葛天氏的时代，较明确的记载不多，约《汉书·古今人表》、《帝王世纪》两处，前者言葛天氏是在伏羲、女祸之后，黄帝、炎帝之前的又一个氏族首领，后者言葛天氏在有巢氏之后，亦袭伏羲之号。两处记载都是据传说而录，口耳相传是上古时期史料传播的主要形式，虽然传说在可靠性上令人生疑，但其中仍能保存一些信息，葛天氏是氏族制时期象伏羲、黄帝、炎帝一样的部落首领，而且早于虞舜，还是被公认的。但对葛天氏之乐歌至今还存在着误解，认为“载民……总禽兽之极”乃“八阕”的题目，而“八阙”的内容却认为没有保留下来。⑩ 事实上，“载民……总禽兽之极”即八句歌词，而不是八个标题。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载民……总禽兽之极”八句，与《蜡辞》中的“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11) 四句是相同性质的祝祷式语段，八个祝祷式语句不适合作乐歌的题目。甲骨文“舞”字像一人手执牛尾起舞。“操牛尾，投足”的三人，即三舞者。陈梦家先生曾言“名其舞者曰巫，名其动作曰舞”(12)，也就是说舞、巫同源，再结合“载民”“玄鸟”等八个祝祷式语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吕氏春秋》在这里所记载的是一个巫祭歌舞。葛天氏之乐歌中的歌词作为祝祷语句，不可能是长篇巨制，应是象《蜡辞》中的语句一样，语句少而简短，“载民”“玄鸟”等八个简洁的语句本身就是适宜而完整的巫祭歌辞，不可能再有其他语段。对葛天氏之乐歌的误解，应该说是因“阕”字而起。“阕”原本是一个动词，《说文解字》解为“事已，闭门也”(13)。后又引申为演奏结束、乐曲终止，如《仪礼·大射》有言：“主人答拜，乐阕。”(14) 在《吕氏春秋》的“投足以歌八阕”语句中，“阕”字既不是指事已，也不是指乐曲结束，而是引申为乐歌的单位名词。“阕”作为乐歌单位名词，自在东汉马融《长笛赋》语句“曲终阕尽”(15) 中再次出现后，直到唐朝才又开始被使用，出现在沈亚之《文祝延二阕》(16) 的标题中；到了宋代，开始普遍使用。“阕”在唐宋指一首乐歌或乐歌段落，如果拿“阕”字的这一义项来理解《吕氏春秋》中的“阕”字，自然会得出《葛天氏之乐》仅存八个乐歌段落标题的结论。但在《吕氏春秋》这里，“阕”作为乐歌单位名词不是指乐歌段落，而是指乐歌中的句子。这里需要先看一看句子之“句”的解释。“词意完具者为一句”(17)，《玉篇·句部》有解：“句，止也，言语章句也。”(18)《集韵·遇韵》也解：“句，词绝也。”(19) 我们据句子的概念性解释可以说，“阕”字可以引申出乐歌段落这一义项，也可以引申出乐句这一带有“事已”之意的义项，马融的“曲终阕尽”可以佐证。“曲终阕尽”中的“阕”，如果以乐歌段落来解释，显然与“尽”不搭配，而以乐句解之，就顺乎句意了。以乐句解“投足以歌八阕”中的“阕”字，也比以乐歌段落解“阕”字更顺乎《吕氏春秋》对葛天氏之乐的记载。所以，“载民……总禽兽之极”八句就是一首有二言、三言、五言的杂言诗。虽然这一首歌诗是杂言诗，但“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这五句整齐的三言诗句却有不容忽视的时代诗学价值，其是三言诗在当时发端的表征。接下来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这首以三言为主的杂言乐歌在葛天氏时期有没有产生的可能。据河姆渡文化遗址和马家浜文化遗址考古发现，在距今有六七千年的氏族制新石器时代，已有猪、狗、牛等家畜，已种植籼稻、粳稻、葫芦、蕨菜等农作物，而且一些飞禽走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陶器的图案中。这些说明，葛天氏时期养牛、种植五谷，对禽兽作类概念上的认识，已不是不可能。那么，反映相关内容的巫祭歌舞之出现也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从乐歌形式上看，也可以断定其为较早的古歌。据夏启时代已出现《九歌》、《九辩》等较大型的古乐歌，可以判断在葛天氏时期出现“载民；玄鸟……”之简古的乐歌完全是可能的。总之，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三言诗的始出时间应追溯至葛天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