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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新乐府辞有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那就是翰林学士；创作新乐府是翰林学士的一项职责；这一职责的形成与翰林学士个人素养和工作环境密切相关；李白、白居易等人在任翰林学士期间所作的新乐府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段文昌等人所作的乐章歌辞：“《文明舞》，献德宗，郑馀庆；《大顺舞》，献顺宗，郑；《象德舞》，献宪宗，段文昌。”⑤ 据唐代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载，上述三人都曾为“翰林学士”⑥。可以说，翰林学士撰进乐章歌辞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即使不是一种明文规定的制度，而是作为一种故事，为朝廷制作乐章歌辞已经成为翰林学士的一项职能。 其次，为朝廷创作娱乐性的乐府歌诗。翰林学士所作新歌诗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已有旧曲调的新歌辞，可以直接以旧曲或现成曲调歌之，即旧题乐府或近代曲辞。如李白奉玄宗命所作的《清平调》，就是这类歌辞。另一类就是无现成曲调的唐世之新歌，即新乐府。这些娱乐性新题乐府也多为奉命而作，与作朝廷大雅乐章一样，也是翰林学士的一项职能。任华《杂言寄李白》诗云：“见说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⑦ 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诗亦云：“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⑧ 又如元稹《酬乐天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玩月见寄》诗云：“宴移明处清兰路，歌待新词促翰林。何意枚皋正承诏，瞥然尘念到江阴。”⑨ 杜牧《将赴池州道中作》诗云：“青阳云水去年寻，黄绢歌诗出翰林。”⑩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翰林学士奉诏而作乐府新辞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些乐府新辞当中包括着新题乐府。 其三，翰林学士有时还曾奉敕编辑进奉大量他人的新歌诗。翰林学士令狐楚编有《唐新诗》集。宋代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唐御览诗一卷》云：“唐翰林学士令狐楚纂刘方平而下，迄于梁锽，凡三十人诗二百八十九首。一名《唐新诗》，又名《选进集》，又名《元和御览》。”(11) 由此可知，令狐楚为翰林学士期间，曾奉敕编选他人的新歌诗以进献给皇上。可见，创作与搜集新的乐府歌诗并进献皇帝，也是翰林学士职能范围之内的工作。 总之，翰林学士有为朝廷创作乐府歌辞的职责，他们既作典重乐章，也作娱乐歌辞，后者即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新乐府辞。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创作乐府新辞，也是翰林学士职能之一。 二、翰林学士创作新乐府的背景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翰林学士创作新乐府辞的原因，须考察以下相关的三个问题： 1.翰林学士创作新乐府职能的形成过程。创作新乐府辞是翰林学士在玄宗朝及其后新出现的一个职能。《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有如下记载： 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