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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丽辞》曾举出《周易》中的几种对偶方式，其中一种被称之为“宛转相承”，实际上就是多层(三层以上)对偶相连续，而每层对偶的上下联分别依次相承接、相对应。这种方式起源颇早，而较普遍地运用，则在魏晋以后。这与骈文萌芽、形成、发展的进程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晋、南朝的玄学、佛学论文中，此种方式相当发达。这表明它与说理的需要、与古人的逻辑思维颇有关系。骈文自魏晋时代成型之后，占据文坛统治地位达八百年之久。它不仅用于所谓审美性质的创作，而且普遍使用于政治、学术、社会生活等许多场合。因此，不但研究古代语言和文学，而且研究古代政治、历史、哲学以至社会风俗等，都必须读懂骈文。对于骈文、骈偶句式的语法修辞，包括其文句的接续方式，加以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那还算简单，出现得相当多；若扩展至三层或三层以上，虽然比两层者为少，却也还是有一定的数量。本文即拟对此种三层或三层以上的“宛转相承”式稍作考察。 《周易·系辞》，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产物。战国文献中，此种“宛转相承”式还见于其他著作。如《孟子·滕文公上》中那段有名的话：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2] (P373) 可表示为 
比起《周易·系辞上》的那段话稍有变化，即第三层的上联不是与第二层的上联相承，而是与其下联相承；而第三层的下联则与第二层的上联相承。 又如《荀子·修身》：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3] (P33-34) 从礼和师两方面申说，形成五层，层层递进深入(方括号内的文字不在“宛转相承”结构之内，下同)。 [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礼(当作“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4] (P10) 这段话经常为论先秦名家的著作所引用(钱穆先生认为今本《尹文子》乃伪书，此节文字也是作伪的一个证据，见《先秦诸子系年·田骈考》，今姑列于此)。彭蒙区别圣人、圣法这两个概念。他说“圣人”这个概念反映的是圣人本身，“圣法”这个概念反映的则是圣人对于事理的看法、应对方法等，是对于事理的规律的认识。对于事理的规律的认识虽出于圣人，但圣人并非就等于这种认识(圣人也会有认识不足以至错误的时候)。因此若不论是非曲直，单凭圣人独自为治，还是不行的；而若运用圣人符合事理的认识为治，则无不治矣。彭蒙将圣人、圣法这两个紧密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相对地提出来，层层深入，加以分析。这里有三层对偶，若以公式表示，则为 
如果彭蒙不是采用这种“宛转相承”的说法，而是先说“圣人”一面，说完了再说“圣法”一面，那是不可能说得这么简练明晰的。因为“理”字是一个关键词语，必须一开头就与“圣法”一道提出来才行。如果先把“圣法”和“理”撇开，光说“圣人”一面，那就无法让读者得到圣人不等于“理”、圣法才是“理”的明确认识。必须在提出“圣法者，自理出”之后，才能进一步说理与圣人的关系(“理”出于圣人，但不等于圣人)。 其他例子还有，限于篇幅，不备举。 汉代文章，两层次的“宛转相承”者较多见，三层以上者似乎不多。而汉末以后至魏晋时却多起来了。我们知道，魏晋正是骈文形成的时代，一般都认为那是人们对文辞之美的追求达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宛转相承”结构的出现较多，正与骈文的成型同步。确实，这种结构也较多地见于以文辞华美著称的曹植和陆机这两位作者的笔下。试举若干作品为例。 曹植《求自试表》云： [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5] (卷三十七) 同篇又云： 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 两例皆为
陆机为文排偶倾向浓重，可说是骈文形成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两层的“双起双承”式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很多，三层以上者如《豪士赋序》云：
